近日，网传广电总局制定电视剧和综艺新规，10月1日后执行。
而这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广电总局已经两次出手。
6月26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国家电影局等五部委联合《通知》，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7月10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印发2018年44号文件，即《关于做好暑假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综合网传新规，和之前广电总局的一系列举动，监管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天价片酬、真人秀和养成选秀节目泛滥等问题上。演艺明星的天价片酬已经被广泛讨论许久，而养成类选秀的泛滥更多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新问题。但不管是总结过去，还是展望未来，监管的的轴心似乎都未脱离“价值观导向”这条底线和原则。
越限越高的片酬，是谁在一面控诉一面递支票？
天价片酬问题不单是监管层，或是网民舆论挞伐的对象，真正备受其苦的还是影视制作这个行业。4月4日，爱奇艺、腾讯和优酷，这三家网络视听行业的头部玩家联合发表声明《关于规范影视秩序及净化行业风气的建议》，对影视明星的种种恶习连声谴责，但重点还是共同抑制不合理的天价片酬。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明星片酬大幅飙升有自身的逻辑。首先，近年来，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商业价值持续增加，一线卫视头部综艺的冠名费甚至突破了4亿量级，在某个综艺论坛上就有制作人透露，《向往的生活》的冠名商猴菇米稀随着节目的走红，某款新产品一年的销量迅速达到十亿的量级，随着头部内容的商业价值的水涨船高，能为内容带来更多关注的明星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从供需上来说，过去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出口只有电视台，随着互联网终端和通信行业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的玩家急剧增长，平台对头部内容和明星的需求暴涨。
一体两面地看，天价片酬尽管符合市场规律，但却不符合创作规律。尤其是头部流量明星片酬占到节目或者电视剧制作成本一半以上之后，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凸显，并正在对影视行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编剧汪海林曾坦言，小鲜肉作品备受播出平台喜爱，跟平台负责购剧的领导都是女性有关，她们作为女性的族群偏好影响了男性小鲜肉在平台方的受欢迎度。且不论这个言论是否偏激，但平台方，不管是网络平台还是电视台，对于剧集的遴选标准恐怕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平台方都热衷于购买头部明星的作品，而不论剧本和制作的好坏，制作节目或者剧集的制作方在头部明星那里自然就没了议价能力。
但我们也看到，流量明星对作品价值的加持能力正在减弱，流量明星+大IP的打法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都不再是票房和流量的“灵药”，在电影方面，票房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战狼》、《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过些日子或许还会有《我不是药神》。与之相对应的是，光有流量但没有制作水准的影视剧大多都以扑街告终。
中国的影视受众并不是没有审美，质量和口碑才是最终决定作品是否受欢迎的根本因素。市场依然会青睐于那些质量上乘的作品，只是在这个过度营销的时代，很多“把关人”自己首先不相信这么朴素而又行之有效的逻辑了，一面控诉，一面递支票。
选秀这块儿奶酪，为何屡屡被“惦记”？
一直以来，选秀都是备受平台欢迎，对青少年有着较大影响力的热门节目类型。如今，选秀节目的爆红还有着另一层经济根源，那就是造星带来的商业价值。不管市场怎样轮换，影视剧本身可能赔钱，但艺人片酬却并不会收到影响，利益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艺人经纪公司发力培养练习生，一旦某个练习生一夜爆红，利润也就滚滚而来。与成名后的收入而言，培养练习生所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值一提了。
简言之，选秀让造星成为一个利润率很高的行业，尤其是当下大火的偶像养成类选秀。如果网传的这个监管条例真的落地，不能PK和投票之后的选秀节目里，偶像培养类节目无疑受到的打击最大。
与偶像养成类节目相比，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类选秀节目，毕竟还是将节目的重点还是放在了选手的歌唱实力和音乐上，这也是这档节目播出多年以来虽然有过审美疲劳，但是价值观没有出现重大偏差的重要原因。而所谓偶像养成类的选秀节目，无限放大选手舞台下的方方面面，而作品或者实力很多时候被放在次要位置，显然这有违“靠实力说话”的逻辑，很容易对青少年造成价值观影响。
其实对选秀节目的严监管不仅是从这一次网络选秀热开始，早在2013年，火遍全国的现象级选秀节目，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就被禁止在卫视频道播出。
针对选秀的监管，无疑是对选秀节目的垂直打击，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视听行业一路伴随着监管而来，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发展的步伐，选秀被限制客观上就会刺激其他节目类型的开发和成长，对节目制作的丰富和创新未尝不是件好事。
不管是真是假，这份网传新规还是给国内的平台和制作方提了个醒：追求商业价值可以，但不要破坏影视创作底限；所有的内容不光要追求有趣的形式，更要注重价值观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