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框架预设与前提逻辑

电影
电影评介
2017年07月29日 02:09

陈成+申林

一、 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俗套

(一)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俗套与局限性

科幻电影中“俗套”的概念和普通电影“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陈词滥调截然不同。那些“俗套”,正是科幻电影独有的前提与预设孕育出的产物。前提和预设在一般类型的影片中,有的时候代表的是影片中的故事线或者情节线,有的时候则代表的是指电影的内核也就是戏剧核心。剧作家拉约什·埃格里在《编剧的艺术》一书中写道:“每一出优秀的戏剧必须有一个经过合理规划的前提;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或观念能够像一个清晰可见的道德前提那样,强有力地将你带入它的逻辑推论里;你必须拥有一个前提,它将带领你准确无误地获得你想要达到的目标。”[1]

我们自身处于这个现实世界中,对于一般题材电影中的世界观和前提预设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像“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过度贪婪会毁掉一个人”这样的预设已经习以为常。科幻电影与之的区别在于它所要构筑的是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想象世界,在构筑不同的地球物理环境的同时,还要创建独立的基于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框架预设与前提逻辑。

(二)框架预设的交叉比对

二、 前提一:人类与地外生命博弈

(一)人类中心论为前提所展开的地球文明与地外文明碰撞

人类早就认识到,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人类也并非宇宙的主宰,我们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暂且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而已。但是在众多好莱坞科幻电影中,“人类中心理论”仍旧是一个依旧庞大且难以推陈出新的前提预设。

科幻电影中人类与地外生命体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说是二元对立的,很少有更加深层次的关系。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看,地外生命体无非就两种:善良和邪恶。《星际穿越》中救了主人公并使之拥有改变时空能力的外星人恐怕就是所谓的高纬度生物,所以才有凌驾于三维宇宙时间的能力。《阿凡达》中出现的潘多拉星物种,其科技水平、组织、个体特性看上去似乎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归纳到“善良的外星人”和“邪恶的外星人”框架中去。善良与否,往往是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的。如此一来,只要是看着顺眼的、类人的,基本就是“善良的外星人”;反之则是“邪恶的外星人”。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中往往会把邪恶恐怖的外星人塑造成怪兽、爬虫之类节肢动物的样子,其含义在于:不管这些外星人的科技水平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但仍旧只是低等生物。而低等生物只有动物本能,没有真正智慧,自然也谈不上拥有道德、思想等深层次的东西,人类只有像对付低等昆虫那样消灭它们,才是双方化解矛盾的最终法门。

《阿凡达》多少也在尝试跳脱出人类与地外生命二元对立的框架来。面对人类的攻打,打入内部的主角并非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只想征服外星人建立殖民地,而是想通过进行跨种族的对话来解决问题。在打破二元对立思路方面,《星际穿越》中描写了人类为了寻找新的可居住星球,历经磨难后的主角在一股神秘力量的引导下进入五维空间从而改变人类命运,此中的神秘力量想必就是处于更高维度的地外生命,涉及宗教情绪之丰富,道德关系之矛盾,哲学思辨之缜密,都有着好莱坞科幻电影中较少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二)人择原理带来的视角转换

《超时空接触》的不寻常之处和精髓在于,它没有创造出有着实质形态的外星人。《超时空接触》中的外星智慧生物通过一步步引导人类建造穿越虫洞的机器,到最后与人类实质性地接触,都是建立在友好的文明基础之上。包括最后外星智慧生物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更是给人一种长辈引导后辈的形象。《超时空接触》中以人类为特定的视角,可是又并非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去看待整个世界和宇宙,其伟大的之处也正在于此。

天体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曾提出:“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一定是‘中心,但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特殊的地位。”①这就是所谓人择原理最初的来源,这个原理的另一种早期诠释是“自然定律惊人地适合生命的存在”。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科幻电影中几乎所有的外星世界都如此接近地球的环境,能允许人类生存。

(三)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框架预设的异同

从常识上来说,科幻电影与科幻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的时长控制了内容,而小说却可以尽可能详尽地描写各种细节。《阿凡达》如果是一篇科幻小说,俗套的叠加恐怕令人昏昏欲睡,可电影把潘多拉星奇幻异景一经展现,就让人拍案叫绝了。科幻电影中的矛盾冲突必须十分直截了当清晰可见。过于复杂的情节和细节设定和多元化的角色冲突关系无法造就票房超高的科幻电影。《阿凡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此,绝不拖泥带水。

三、 前提二:反科技至上倾向

科幻电影是最能体现出科技时代类型的电影,但也因为依赖于科技,最需要技术手段来支持拍摄的特殊效果。然而,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都具有很强的反科技甚至反智能主义的色彩,只有少数的科幻电影以歌颂科技的力量为出发点。

电影《星际穿越》中,表面上影片讴歌了人类开拓宇宙空间的信念和勇气,主角代表了“总有人仰望星空”的理想和情怀。但到了结尾部分,主角让过去的自己留下,并表示“人类的爱与情感也是一种突破时空的力的形式”,实质上是否定了博士以及他自己开拓人类新家园的努力。爱是自然的产物,与科技无关,《星际穿越》中试图把爱作为 “第五基本力”, 与四种基本力——万有引力、强、弱相互作用力、电磁相互作用力并称,其中蕴含的反科技至上理念就不言自明了。

在《阿凡达》中,有种对科技的敌视态度明显地展示出来。影片中人类的殖民掠夺行为所运用的武装力量,包括各种先进的热传感和神经操控的机器人铠甲士兵,无一不是以影射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形式出现。然而现代化战胜原始文明,科学战胜巫术,机关枪战胜弓箭,无线电通讯打败“鸡毛信”,这些场景都是在地球上早就上演过无数次的桥段。

从卡梅隆的科幻电影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科幻电影中预设框架之一即科技力量无法战胜自然。他执导的前两部《终结者》都是在工厂中落下帷幕的,这或许是一种隐喻,暗示着由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产物最终仍会被工业自身所毁灭。直到《阿凡达》,卡梅隆对于工业和人之间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潘多拉星上的所有生物都与星球这个巨大的母体相互联通,在影片最后的决战中,一方是使用各种机械准备殖民开采的军队,一方是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原住民。它代表的就是人对自然的无情掠夺和自然对此的反击,而决战的最后当然是自然胜过了人类操控的机械力量。

四、 前提三:未来社会组织形式

(一)科幻电影世界观中未来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对于未来,科幻电影的构想是花样百出的:未来都市生活中,人们吃喝住行中使用各类工具都有各式各样的呈现。但是一到未来人类的社会组成模式上,科幻电影则显出了想象力的疲软。大部分科幻电影中预设的未来社会都是无政府主义,要不就是极权社会一手掌控。科幻电影碍于时间的限制,较难全面展现出真正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蓝图。于是,通常在旧体系基础上喷涂一个新的样式就当作未来的面貌呈现出来。《星球大战》就像是宇宙版的《帝国衰亡史》,共和国的参议院和绝地武士元老院对抗帝国的统治者。《阿凡达》则重述了美国白人移民对印第安部落原住民的剥夺史;《V字仇杀队》几乎就是把法国大革命等历史打散混合在一起。换言之,科幻电影往往不是在创造新的世界,而是在依样画葫芦。

(二)无政府主义与极权统治作为体现政治态度的框架预设所起的作用

政治取向方面,大多数科幻电影都具备一种框架预设:对政府抱有怀疑和恐惧,担心政府组织会以其强大的权力控制一切。政府、垄断公司、跨国组织在科幻电影中经常担当着反派的角色。在《阿凡达》中同样也是垄断公司一手遮天横行无阻。科幻电影中通常表现出的恐慌源自国家体系解体后的混乱和无秩序。无政府主义简直成了末世科幻电影的万金油,一方面既能极力渲染突出末世的气氛,一方面又能突出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启发人们对于现世的思考,可谓一举多得。

在科幻电影中,带有浓厚精英主义色彩的极权主义描述俯首皆是,无政府主义背景显然是偏向于亲近讨好平民阶层。这两种框架预设矛盾重重,含混不清地隐匿在故事背后略带出些悖论的味道。

五、 前提四:放大人类意志带来的哲学思辨

(一)科幻电影中惯有预设中放大人类意志的作用所带来的哲学意味

科幻电影中存在着刻意放大强调人类的意志力作用,时不时就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颇有些唯意识论的味道。在《黑客帝国》中尼奥直接用手融入崔尼蒂的身体,握住其心脏直接进行起搏,从而复活了崔尼蒂。虽然在电影的设定中尼奥和崔尼蒂都只是代码构成的虚拟形象,尼奥所谓只不过是修复了崔尼蒂的执行程序。但是我们从中仍会嗅到一丝叔本华、尼采哲学思辨的味道。

《星际穿越》把主题放在了“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超越时空和多种维度的存在”上面。这与叔本华的理性的支配来源于意志,唯有意志才能把握存在的哲学观点基本一致。然而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贬低理性的作用和贬低科学逻辑实用价值方面也并非无迹可寻。这里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反科技至上倾向”这个前提——如果说科学技术是不被信任的具有威胁性的,那只有拔高人类地位重新树立家庭和情感的位置才能得到救赎。

在这一方面《阿凡达》对表现叔本华思想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典型性。随着主角大脑对操纵体的熟练运用,他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意志控制力,最终联通母体得到认同从而征服了最强大的龙,这正反映了“意志是世界本质”的观点。

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经常看到的,主人公作出抉择时,凭借的不是理性、逻辑、批判性思维,而是感性的认知。这也是《超验骇客》《极乐空间》等科幻电影反响不佳的原因所在,就因为这些电影做不到《星际穿越》中人类意志与科技理性结合的程度,主题也因此无法步步为营拓展至宏观的高度。

(二)唯意志论这个前提作铺垫使其合理化的重要性

唯意志论并非不能用于科幻电影之中,像《星际穿越》《超时空接触》等影片中都多少有着类似前提出现,在这两部影片中运用的框架预设和前提逻辑拥有良好的铺垫和合情合理的阐释,不会走向极端化。在《超时空接触》结尾处,艾丽博士在被问到为什么不能承认这段太空旅行根本就没发生过时说的一段话:“我确实经历过了,也许我不能证明它,甚至不能解释发生的一切,但作为一个人类,我所拥有的经验和感觉都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得到了某种奇妙的启示,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我,我见识到的宇宙愿景无可否认地证明,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同时又是何等的稀有和珍贵,这种愿景告诉我们,人类属于某种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不是宇宙中孤独的一员,我希望,我能够与你们分享我的感觉,我希望,每个人,哪怕只有一刻钟,能够感受到那种敬畏、谦卑和希望,当然,那只是我的一种期望。”①这段经典台词说隐喻的唯意志论思想并没用人本身的意志去否定理性和科学技术。在这里,人文态度与科学理性和谐共存,同生共息。同样的,从《星际穿越》《阿凡达》这两部片子的经典台词中,也能看到高水准的科幻电影是如何权衡利弊,把握预设和前提的种种可能性,使之得以平衡。

《星际穿越》《阿凡达》《超时空接触》等科幻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得以引领科幻电影大潮流和方向,就框架预设和前提逻辑来说,它们都是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做到了不让唯意志论成为反科技借口、控制反智能倾向、去除人类中心化。而那些烂俗的科幻片则完全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只能被束缚于种种框架预设和前提逻辑中,丧失了创造的价值。而能够突破这些框架从而独树一帜固然好,但那是少数大师才能做到的。普通的科幻电影则需要在这些框架预设与前提逻辑中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从中开枝散叶,令故事的内核充满生命力,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得以为科幻电影世界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美)拉约什·埃格里(Lajos Egri).编剧的艺术[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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