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乐坛到底能有几个张岭？_音乐_

张岭是北京音乐圈的老炮。早在80年代上高中时，拜家庭遗传和和成长环境所赐，他就已经成了个小有名气的歌手，上过电视，录过晚会，还在张楚的《一颗不肯媚俗的心》里唱了三首歌。

如今，少有人能把《一颗不肯媚俗的心》里唱着“我们是过客，我们不是归人”的张岭和《中国好歌曲》里登台的他联系起来，尽管他还在唱。

有人甚至在某个音乐网站收录的该专辑下留言——“中国乐坛到底有几个张岭？”

“我们乐队全成主唱了”

时隔30年，张岭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如今听起来颇有些传奇的80年代中期的“日坛饭庄party”。因为离第一使馆区不远，这里成为了在北京最早的摇滚乐交流据点之一，各国的音乐爱好者和乐手都混迹于此，在日坛公园寂静的一角竞相制造各种奇怪的声音。这个在今天看来都没什么变化的中式院子里，当然没什么舞台可言，啤酒箱子在院中垒起来，就能站人，设备则全靠从歌舞团租借。

在日坛饭庄看了几年崔健、ADO、大陆乐队的演出后，从前的只能看热闹的“小辈儿”张岭也成了Party的一员。

圈子里的人聊起张岭时，都会有些遗憾地说，1989年他离开北京去悉尼学爵士乐的时候，正是中国摇滚最有希望的时候——崔健领头的中国摇滚势头正猛，更多的年轻人躁动、愤怒而无所事事。当时玩得好的那些人，三五年之内就纷纷要出头了。

就在张岭留学那几年里，崔健走出了亚洲，《中国火》系列合辑发行，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更是表演了中国摇滚史最宏伟的神话故事。

张岭的名字本可以顺着那波大潮进入大众的视线——出国前，他已经是个自学成才的贝斯手，在“五月天”这支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各自想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不时对音乐理解产生分歧的乐队里，张岭充当着“粘合剂”的角色。他的队友包括何勇、秦勇、曹均和骅梓，几个小伙子就在张岭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排练，屡屡被邻居投诉。还没几首原创作品的时候，这支常年翻唱ACDC的乐队就给崔健的乐队垫过场，和高旗、蔚华同台过。

去悉尼之前，张岭在建国饭店和滚石谈过签约的事，那时他已经拿到了澳大利亚的签证。不久，五月天就成为了滚石旗下最早的内地乐队之一。又过了一阵，乐队宣告解散，把这个名字留给了台湾乐坛的后来者，张岭在大洋另一侧听说了这一切。在悉尼，他用业余时间一边在餐厅洗碗、配菜，开出租车，一边试图找到把爵士乐技巧付诸实践的途径。

不过，那里的音乐圈子并没他想象的那般容易融入，因为音乐环境的成熟和饱和，很少有舞台接纳新人。五年后学成归国时，张岭发现，在澳大利亚听说的事都是真的，除了崔健，乐坛上几乎全是新乐队，全是新面孔，大多玩着让他觉得不够满意的音乐。

当年不会唱歌才找他来一起做专辑的张楚，如今成了歌手。昔日“五月天”乐队的队友也纷纷成了歌手，“何勇唱歌了，张凯也会唱歌了，骅梓也唱歌了，我们乐队全成主唱了，那种感觉特别新鲜。”

他没有直接进入那种新奇的状态里。北京仍有着开放的音乐气氛，他也炼成了真正的“第一贝斯”，可以一口气扎进爵士乐圈子，玩儿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1994年回国后，作为日坛饭庄的老战士，张岭加入了崔健的乐队，也属顺理成章。在和各路乐手不断切磋、排练，试图捕捉音乐无定的本质时，张岭一度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职业乐手的理想。在此期间，他也先后加入了被称为“中国第一支融合爵士乐队”的天场乐队和“节奏之犬”乐队，开始探索更接近Blues的音乐形式。

可是时间长了，张岭发现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显得越来越遥远和模糊，“这么玩也挺舒服，但是又不是舒服得让你什么都不想干了”。带着一连串零散的想法和不成形的作品离开崔健乐队时，准备静下心来开始思考自己的路时，已经是2004年。

“我没有这没有那，这就是Blues”

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张岭在迷笛音乐学校教授布鲁斯唱法。课是必修课，所以刚上来学生挺多，但一段时间之后，来上课的人就越来越少。回过头来，他发现自己想要教的和学生要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课堂上，张岭试图通过经验传授出自己对Blues的感悟，但对学生而言，掌握基础原理是一回事，真正自己动手玩儿Blues又是另一件事。音乐实践和理论的差距总是难以言传的——对张岭来说，这也是和媒体打交道推广布鲁斯音乐最难的地方。

“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唱能成为一个大师，我总在说，你要先感受到，弹一个音要好听，你想到的东西，指使你的手弹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反过来你的手先到了，脑子里还什么都没有，那就不对了。”

非典爆发那年，有点厌倦音乐圈子的张岭暂时放弃了自己的乐手身份。他先是在罗兰公司做了三个月技术总监，随后又创办了一家经纪公司，试图帮助更多的乐手接好演出，可惜这几次转型都不太顺利。因疫情而被迫休息的时候，张岭逐渐收拾自己过去的素材和思考，才从中收拾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女人的歌》。这一年，张岭40岁。

如今回想起来，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的起伏，成就感和烦恼，都一点没浪费地转换进了“张岭的Blues”。Blues里一开始那种让他觉得有点奇怪的东西，最后被打通了。种种遭遇，终于把他的生活调到了Blues所属的频段。

“人家说了，什么是blues？你说我有一只狗，我有一个大房子，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有几个孩子，我的工作怎么好。然后你把这些词倒过来唱——我没有房子，我没有这没有那，这就是blues。”

“每当说起blues都有点像传教的感觉”

十二月一个雾霾严重的工作日下午，张岭在Modernsky Lab办了一场以对谈为名的小型Blues演出。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主持人，邀请日本Blues吉他大师菊田俊介和散布在北京各处的Blues乐手、爱好者一起交流。

演出之余，他似乎又有很多想说的，于是，椅子和长凳在后台和舞台间被反复地搬来搬去，挑战着空间的承载力。最后一首曲子，所有人都上台，十几个年龄、角色各异的乐手把本为一个小型乐队设置的舞台挤得满满当当，乐器因为数量不够而不得不在在乐手手上相互传递。

一刻钟之前，一副老大哥气派的张岭招呼所有人上台，请他们依次讲述各自和Blues的情缘，如同一场分享见证经历的秘密集会。

张岭的英文名是Big John，听着就像个憨厚的大老黑教父或者不怎么露面的黑道头头。这是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演出，一个唱歌很好的黑人老太太——Sugar妈妈给他的称呼。

2010年，张岭接手了老CD咖啡，并将之改名为CDBlues，他把之前的舞台撤掉，直接把乐队搬到了地板上，邀请各国的乐队，也在每周的Jam Session上带着所有敢上台的人一起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全北京的公共场合里能找到的Jam门槛最低的地方。

之后，他又开始创办Blues音乐节。在人生历经的无数次Jam里，让张岭留下更深印象的往往不是那些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而是一开始技术并不好最后却被带上道的新人。

当然Jam也有遗憾。最令人不快的一次，张岭因为自己solo时没人配合而停止了演奏。

上了《中国好歌曲》后，张岭火了。CDBlues突然多了很多拖家带口慕名而来的歌迷，这阵疯狂劲儿过了以后，张岭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热爱blues的人，每当说起blues都有点像传教的感觉。”张岭说起自己在Blues音乐的推广上花费的精力时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为了让更多人找到他们需要的Blues，而主动退居幕后。而在他看来，Blues显然值得这些努力：

“没人能拒绝好听的东西，Blues就是好听，你听你也觉得好听。听进去以后，Blues就跟一门科学似的，有无限的东西让你发掘……但最后你真正玩儿音乐的时候，就完全都忘掉了，然后真正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的意义，对张岭而言也意味着在40岁的年纪还有信心、时间和机会，一点点完成曾经没有实施或没能完整实施的想法，哪怕结果不一定完美。这些想法包括但不限于：重组“五月天”，重建CDBLues的品牌，做出更好的中文Blues专辑，甚至是，开着自己的摩托和车队出门拉练，滑雪和练拳击。当然，还有喝酒。

这看起来是一种很Blues的生活。

如果有机会重新安排这些年来的生活，张岭说自己不会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可能也不会再和小夜场砸场子的人为了一个扔上舞台的瓶子大打出手。他还会早点回国，早点钻进Blues里开始创作自己的东西。

张岭把这样的生活称为“即兴”——

“都是降三音闹的，我不怎么顶着，稍微弱一点，这个坎儿也就过去了。明天太阳还升起，没你都一样，你还得过。”

但是，在想起之前走过的路时，他还是不会忘记那个难以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刻——

那是87年左右，美国NBC电视台要拍一个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纪录片，找到了张岭。他要和三宝、何勇、红豆、曲飞、窦鹏组成一个乐队，在故宫拍摄。为此，还在上学的张岭做了很多准备，结果当天演出开始前几分钟，录制被突然叫停。这帮小伙子们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这次拍摄究竟意义几何，只是觉得特别遗憾，几个人在没有游人的故宫里抱头痛哭。这部片子，如今无法看到了。

而之后的生活又要如何“即兴”下去？可能只有Blues知道。

截选内容来自《摩登天空-孤独巡游者》，中信出版社授权推广合作新媒体摇滚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