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日下午,电影制片人郑君奇在香港与浙江金岩控股集团签署战略投...
周铁东
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国有制片厂制度是，制片厂只管拍片，也没有什么制片人负责一说，然后由发行公司统购统销。制片厂只顾埋头拉车，无需抬头看路。体制的屏障使得他们即使想抬头看路，也看不见或看不清到底路在何方。
于是便有了改革，于是便有了把国有制片厂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院线制改革，于是便有了异军突起的民营制片机制，于是更有了似乎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独立制片人以及由此应运而生的全新的制片理念，于是便有了自2002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的市场活力。
其实，电影作为一个产品，从其商品运作规律而言，必须有一个负责机制。而电影这个特殊产品的特殊负责机制，如果必须责任到人的话，则非制片人莫属。一旦影片最终拍摄完成，便进入了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而这个“东风”便是广大观众，此时的制片人犹如企盼东风的“周郎”。如果真遇到“东风不与周郎便”的逆境，制片人也只能听任“铜雀春深锁二乔”了。市场如战场，就是这么残酷。
由于种种原因，影片的发行对制片人来说，从来都是一个很难有效参与的领域。制片人的看法一般很难得到发行商的认可。所以，制片人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最好的作用就是保持诚信，以其对影片全过程的透彻了解和理解，为影片的市场营销提供一个更有成效的路径，因为制片人是从头至尾与影片相伴的唯一一人，他对影片的了解要远远超出任何营销或发行代理。
大制片厂通常会有很多影片在同时拍摄，在这众多影片中，即使你的影片已经拍摄完成，若想得到制片厂的发行支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那是一部精彩的影片，如果没人听说过，票房也可能会无人问津。制片人应该尽一切所能使其影片得到正确而适当的营销。所以，制片人对发行过程的介入，对影片的成败至关重要。这时候的制片人，又在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成为制片方和发行方的中介。发行商和放映商的动机往往互不相容，其间有一个由诸多行业特点所控制的无形钟摆。当影片强势时，钟摆便偏向发行方；当影片弱势时，则偏向放映方。而制片人则是操控这个钟摆摆幅的直接责任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影片是否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片人本身是否强势。
好莱坞大公司在发行影片时，一般都是处于强势位置，他们与院线的合作通常是票房分成方式：发行放映双方通过协商确定一笔作为影院放映费用的保底数额，票房收入的超出部分将由发行商和放映商按照90/10的比例分成（“90/10”条款）。这是一个动态条款，其比例随影片映出时间的延长而递减，院线的最终比例有可能变成倒20/80。这种动态机制，在于防止院线恶意撤片，同时也鼓励院线尽可能地延长映期，将一部影片的市场潜力挖掘到极致，使其商业寿命最大化。影院永远是电影产品的“把门人”，为影片下游产值的实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任何下游产值的实现都必须首先通过这一关。有线电视权、录像权以及海外版权的价格全都取决于一部影片在影院放映的效果。所以，制片人必须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产品能够得到影院发行的机会，这也是好莱坞大公司为何要无限扩大首开规模的原因。如去年创下有史以来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的华纳大片《黑暗骑士》，同时在4366家影院首映，周末三天的票房高达1.584亿美元，为其5.33亿美元国内票房以及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总票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制片人来说，有一个影片谈判领域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能体现制片人的作用，这就是“商业绑接”。这些绑接包括T恤衫、玩具、图书、音乐光盘、海报和游戏等一切可以从影片品牌中榨取钱财的相关产品。制片人与这些产品经销商的谈判能够进一步增加一部成功影片的商业前景，所谓锦上添花。
对于一心想要介入影片营销的制片人来说，广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从广告策划一开始，制片人就必须对影片的主体观众群体了然于心，以既省时又省钱的方式有针对性地集中投放。同时，还必须试图跨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界线，以使自己的目标观众最大化。决定广告投放策略，使其效果最大化，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犹如走钢丝一样，必须把握精妙的平衡。
制片人必须充分了解的最后一个领域就是海外发行。即使在影片拍摄之前，制片人就必须广结海外发行善缘，以预售方式，取得预付订金，并以此作为影片拍摄的融资渠道之一。由于电影商业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化的实践。海外发行对制片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制片人，无论是独立制片人，还是制片厂制片人，都必须调动一切资源使其海外市场利益最大化，而且对不同国家的发行商都要指定固定的专人负责到底。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不同的发行机制，制片人的海外发行策略，必须因片而异，因地而异，把每一项发行合同都当成个案来处理。如果正确运作的话，其海外收益便能大于本土收益。
责任编辑/翟建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