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肯尼迪家族谋杀玛丽莲·梦露?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遇刺,与电影明...
王士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加之网络新媒体的助推，诗歌呈现出活跃、繁荣的发展态势，大量的诗人、诗作涌现，以至有人惊呼又来到了一个诗歌的“黄金时期”。这样的判断或许只是从现象出发，过于乐观，不足采信。但从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诗歌更多元、更自由，包含了许多的进步性因素，其活力、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这一点是应该得到充分认知的。新世纪诗歌对此前诗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地矫正与修复，诸多不同的力量相互纠缠、颉颃，不同的写作路向、美学风格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可谓百花争艳、百舸争流，它的确是在往一个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世纪诗歌呈现了若干新的特征，本文拟对其中的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三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和考辨。
一、本土性
新世纪诗歌的一个特征是本土性更强，诗歌与此时此地的中国、与当前的时代、现实结合得更为密切。这一问题之所以凸显出来，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分化在世纪之交以来呈现愈加严重之势，社会矛盾凸显，现实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状况下对诗歌表现现实、反映现实形成了“召唤 ”，是一种外在的压力；其二则是诗歌发展内部的逻辑。 90年代以降诗歌摒弃此前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写作规范，“向内转”，追求诗歌的独立性、本体性、“纯诗”成为写作的主流，但是，这种写作取向一定程度上却脱离了现实，放弃了关怀，成为了语言炼金术和智力竞赛。这样的情况下诗歌必然因为过于精英主义、过于封闭而失去活力，如此，诗歌与现实、与社会的关联对其构成了一种内部的压力。在这两者之外，还应该看到一个“技术”因素——网络——所发挥的不容忽视的作用。网络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不但改变了信息传播、社会交往的方式，而且改变了文学发表、评价的体系，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在网络时代，一方面信息量大增，更大规模的社会现实以更直接、迅疾的方式呈现在网民面前，具有足够的“震惊”效果，另一方面则是诗歌的发表“门槛”大为降低，传播平台与评价体系亦发生变化，如此使得一些比较尖锐、敏感的诗歌可以绕开审查而在网络上发表（网络发布虽然也有审查但毕竟相对宽松，而且在网络发展的早期其审查和“处置”也比较滞后，技术手段上还并不“完善”），这些都构成了诗歌对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进行书写的前提和便利条件。
“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在新世纪初几年成为诗歌界的热点，究其实质，是对诗歌过于精英化、脱离大众、远离生活的一种纠偏。它所引起的关于“诗歌伦理”问题的论争差不多是诗歌界近十数年来分歧最大、最具诗学内涵的一次讨论。对“底层写作”、“打工诗歌”持认同态度的认为其体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恢复了诗歌与时代、与现实的联系，其聚焦于大地上普通的人与事，写出了他们所面临的被剥夺、被奴役、被忽略的状况，这种写作体现了人道精神与人文关怀；对其持保留、批评态度的则认为这种写作距离现实太近而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转化与提升不够，艺术上比较粗糙，艺术性不高，等等。关于“底层写作”、“打工诗歌”，首先应该看到其正面价值和意义，诗歌书写现实无论如何是值得提倡的，诗歌不应拒绝社会生活、不应拒绝公共关怀，甚至也不应拒绝政治，因为舍此，诗歌则成了完全个人化、私人化的东西，其意义至少并不大。正如诗评家张清华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它给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的诗人的社会良知与 ‘知识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 ”[1]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关于现实的书写如何成为“艺术”、成为“诗歌”的问题，亦即关于现实的书写其艺术成色如何、艺术性高低的问题，正如诗评家吴思敬所指出的：“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2]应该说这指出了底层写作所存在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有见地。本土性、现实性书写既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同时也包含着许多的误区和陷阱，正如历史上所出现的似曾相识的问题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所处的现实语境并无多少特别之处。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地震诗歌的书写热潮，这同样是诗歌与时代、社会、现实之间密切关联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一写作潮流的讨论与反思也有助于对诗歌本土性、现实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样突发性、事件性的书写当然并非常态，实际上诗歌与现实、与时代、与社会之间应该是日常、密切、无所不在而又灵活自如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对于外在现实的跟风式的书写，这一点从近年来所出版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即可看出。这一出版行为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近几年关于诗歌与现实关系的“焦虑”、探索与成就，编选者对“新现实主义诗歌”阐释道：“新现实主义诗歌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对社会、对历史、对生活的解构和重建。它不是简单的‘打油诗、‘讽刺诗 ，也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和一味的批判揭露，而是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升华和创造。它不是概念，不是流派，不是运动，也不是一个狭隘的团体和固步自封的风格，而是一种诗歌创作主张或者说方向，换一句话说，是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担当精神，其核心是变生活为艺术。 ”[3]而关于编选理念，则是“以重塑诗人的社会角色和担当意识为己任，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试图通过选本的导向作用对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干预、介入和校正，力图在诗人与社会之间、诗歌与读者之间焊接一座精神与灵魂的桥梁” [4]。应该说，其中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开放、包容的，从其所选的作品来看，也的确比较有现实性、现实感，对当今时代的现实有着多向度、不同侧面、不同风格的书写，其中的作者既有知名诗人，也有“草根”、“底层”写作者，既有对重大社会事件的书写，又有对日常生活、个人小事的书写，既有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写作，也有以现代技法为主而骨子里不脱现实的写法等等。“新现实主义诗歌”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新世纪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应该成为诗人们坚持和弘扬的立场，从内在和本质意义来讲，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不应，也不会过时的。
二、身体性
身体性可以作为观照新世纪诗歌的一个关键词。身体是诸多新世纪诗歌描写的对象，而更重要的，新世纪诗歌中是有身体在场的（而并非缺席），形成了一种新的 “身体美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意识形态氛围逐渐淡化并退居幕后，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则逐渐大行其道、粉墨登场，在这样的背景下 “身体”也具有了更多的合法性，获得了更大、更自由的表现空间。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诗歌民刊《下半身》，其名字本身便有一种冒犯、亵渎、“不严肃”的意味，其发刊词则更是张扬凌厉：“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就是你写的诗与你的肉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紧贴着的还是隔膜的？贴近肉体，呈现的将是一种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 ”“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 ‘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 ”“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 ”[5]其对身体性、肉体性的强调达到了极致，可谓无以复加。这些表述如果认真分析的话显然是有问题的，许多论断过于极端，站不住脚。但如果放到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来看，却又不无必要性和正面意义。在中国数千年的禁欲主义文化传统中，“身体”一直是被抵制、取消、遮蔽的，身体、肉体、欲望被道德化、原罪化了，而“下半身”诗歌所做的，则是对其的“去道德化”、“非罪化”，如此自然是有一定的“颠覆”和“解放”意味的，有其进步意义。这种宣言式、口号化的表述所体现的极端姿态大概也属于处于弱势的反抗者不得已而为之的矫枉过正，这和鲁迅所言欲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子需主张将屋顶掀掉的情形不无类似。实际上，“下半身”其最大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下半身”而是在于“身体”：身体的在场、身体的合法性、身体的意识形态身体的缺席既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和中国新诗的具体状况有关。中国诗歌一直缺乏真正的
身体，身体很大程度上只是通向“志”、通向意义的手段和桥梁，在1990年代的诗歌中，精神高蹈、重灵魂而轻身体的诗歌写作占据主流，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身体的强调同样是对诗歌发展状况的一种不满与抵制。正如于坚在这一时期的诗论《诗言体》中所说：“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 ”“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地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 ”[6]从这个背景下来看新世纪诗歌中的身体，无疑能够更多地见出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新世纪诗歌中的身体性主要表现为身体不再是一个禁区，身体的觉醒、欲望的张扬、身体合法性的强调、身体的奴役与反抗、身体的消费性等都在诗歌中有着充分的表现。这里面的情形非常复杂，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有过度、失当甚至突破底线的情况出现，比如关于“性”的书写，性话语泛滥、过分张扬肉体欲望、性生理与性心理的无意义展览营造起了一个肉体乌托邦，将人的肉体、生理属性单向度突进，放逐了社会、历史、文化等属性，其中的偏颇显而易见。在这其中“下半身”诗歌仍然是具有典型性的，其对身体的唤醒、对身体合法性的强调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其对欲望、对“下半身”的书写也有把握失当之处，“为性而性”，“性”、“身体”成为了唯一的目的，这必然走向了其自身提倡的反专制的反面，正如朵渔后来所分析的：身体在这里成为了“没有差别的身体”，“这里的身体，都是没差别的身体，它们被扩大、被夸张，成为被 ‘先锋雇佣的陈词滥调的腐尸。 ”[7]180“首先确立一种平庸的身体伦理，然后通过对身体的某一部分的怪异的强调与变形，挑衅这种平庸伦理，试图通过一种触犯众怒的伦理暴力，来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意义。此时，身体成为不折不扣的工具，从对抗一种道德专制中建立起另一种道德专制。 ”[7]181这自然会使得写作中的“身体”重新回到一种单一、贫乏、苍白的状态，是另外一个极端上的对身体的取消和扭曲。“下半身”诗歌有其意义，但也有其问题和负面影响，这是而今我们进行回顾与反思时应该看到的。时至今日，关于性的赤裸裸的书写在网络上仍有不少，它们虽然也属于“身体写作”，但只是其中品格不高、意义不大的一支，不能代表身体写作的真实水平。真正的身体写作，应该既不漠视身体、妖魔化身体，也不过分拔高身体，将身体神圣化，身体是存在的、在场的，应该尊重其欲求、要求，但同时身体也不是唯一的，它是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的，具有社会属性、文化属性。诗歌应该写出身体在这个时代的复杂而真实的处境，既不回避，也不偏激，或者说，诗歌应该是有身体的，但不应该是唯身体的。
一般来说，新世纪诗歌距离观念更远而距离身体更近，它是有生命的投射、生命的痛感的，个人的处境与命运嵌入到了诗歌之中，“诗”与“人”在一定程度上合而为一，诗歌具有了对于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意义的见证性。身体既是一个时代苦难和眼泪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欢乐与笑容的承受者，与时代、历史、个人、命运等均有着深度的关联，写出身体的真实处境，便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同时也写出了一个个的个人的真实。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所体现出的身体状况是有效的、值得信任的，呈现出了这个时代身体状况的胶着、混沌、挣扎，是有复杂性、有深度的。这其中，尤其是许多女性诗人身体书写的特征非常明显，值得分析。身体在消费时代既是一个主体也是一个对象，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近年的女性身体写作包含多种类型，比如有的是具女权主义意味的对女性身体权利的张扬，有的是淡化性别立场，以“中性”的、 “人”的立场进行书写，有的则以挑逗、作秀的方式迎合着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消费等等，颇值得分析。由于女性更为感性、敏感的特点，她们的写作中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够将身体、时代、个人等结合起来，既有女性身体的独特性，又有时代性、普泛性和动人的艺术力量。比如，郑小琼关于“断指”的书写让人震惊不已，写出了一个时代惊心动魄的真实，这是身体的残缺、伤痛，也是灵魂的悲怆、无告，颇具象征意义。玉上烟近年所写的《乳房之诗》、《子宫之诗》等显然也属于身体写作，她写出的是生活中普通女性的身体经验，同样让人过目难忘，其《乳房之诗》写道：“张玲，乳腺癌。宽大的衣服并没有出卖她。但她的一只乳房空了，另一只，孤单地睡在腋窝下。 /高慧芳身材高挑，秀峰是重量级的。飞蛾扑火躺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手臂里。一年后乳房被那人老婆用刀捅伤。 /黄金的酒杯已在生命中破碎。 /刘秀丽，两只胳膊垂下来能遮住肚脐，人称飞机场。男人去外地打工，至今爱归不归。 ”相比她们三人各自的困境，“我”是被羡慕的对象，因为“我能说会写，长得又好”，但是事实上她也是悲伤的：“我悲伤是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尽管，我有美好的乳房”，这样的书写是真实而疼痛的，敏感、悲悯而又举重若轻，虽然看似“敏感”但绝不浅薄。
三、公共性
新世纪诗歌还体现为公共性的增强。诗歌更为关注公共生活，具有敞开、介入、批判的特性，诗中体现的公民意识也更为明显。在问题迭出、困难重重的转型期，许多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饱含着对于人的关怀和对于社会的关切，这些诗歌敢于直面困难（内心的困难与生活的困难），敢于说出真实（内在的真实与外在的真实），对当代人、当代社会做出了及物性的表达，体现了写作者的担当、良知与勇气，为萎靡浮躁的时代带来了一股让人耳目一新的空气。公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成为近年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而言，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认同的总称。公民意识包括公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和社会基本规范的感知、情绪、信念、看法、观点和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自律、自我体验或自我把握；还包括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自我价值、自我人格、自我道德的评判，对实现公民自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所取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感、依恋、感应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意向。公民意识主要包括人格意识、自由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权利意识、制度意识等。 ”[8]公民意识包含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存的方式等方面的新的想象与理解，颇具现代性意义。关于这一点， 80后诗人的郑小琼曾在接受访谈时说：“现代人的意识最为基本的便是以个体尊严开始的，当把内心的尊严扩大到社会群体，让群体与个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保证，独立思考和民主意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我们个体的尊严得到了保证，个体的自由没有遭受到损害，每一个个体的言论能够不被戴上这样或者那样的帽子。我一直认为，人类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人作为个体的解放史，在这种不断解放的过程中，作为人群不断形成了他人和自我的自由与尊严得到了保障。而作为现代公民，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尊严最能体现现代公民的核心观念，而由此推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公民本身便是具有公共责任的人民，作为一个公民要承担着这种公共责任，不逃避这种责任。 ”[9]特别是在年轻的诗人中，这种公民身份的凸显是比较明显的，诗中体现着更多社会良知、公共关怀的特质。
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社会一直是臣民社会，社会大众是臣民、子民，面对等级森严、动辄得咎的社会权力结构，他们只能在强权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过活，毫无个人的权益、尊严和价值可言。在历史并不长的 “人民社会”中，虽然 “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站起来了”，但是就个人、个体而言，其独立性、合法性依然没有真正建立。 “人民”是一个集合、集体，它的内涵很宽泛，似乎无所不包，但同时其所指又并不确定，任何一个个人都可能被剔除出 “人民”的队伍而成为“敌人 ”的一员，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含混性、弹性使它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范畴：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可“是 ”可“非”。这使得 “人民”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成为被征用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话语空壳、语言游戏，这是革命话语的强势推进所造成的一种“污染”，是对其本意的严重窄化、异化。和有些语焉不详的 “人民”相比， “公民”的内涵与外延则要清晰得多，它首先是以对于个体、个人的尊重为前提的，个人的主体性是第一位的，不存在被置换、被抽空的危险，同时，公民是以平等、民主、自由、正义等为核心诉求的，更具现代性，也更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故而，“臣民”、“人民”与“公民”之间差别甚大，前两者属于等级社会、阶级社会的范畴，而后者属于现代社会、平等社会的范畴，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有没有独立性，个人的价值是否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保障。公民意识的觉醒，实际上真正在中国文化中将个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使他们占据主要的位置。中国文化历来重群体轻个体，总是羞于谈起自己（欲望、需求、利益等），偶尔说起也总是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而公民意识则与此完全不同，个人真正地站立起来，个体的欲望、个体的合法性得到充分的尊重，以此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才有牢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
虽然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中便出现了公民意识的萌芽和生长，但只是到了近年它才得到加速度、勃发式的发展，这一情况的出现与诗歌界内部的发展脉络有关，同时与中国社会的总体变革、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是对于外部现实状况的回应。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各个社会阶层均感到压力巨大、困难重重。诗人原本敏感，自然会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痛苦、无助、匮乏，同时，也能够感同身受地体味到他人的痛苦、他人所受到的不公不义，感受到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权力与压迫机制等等。所以，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关切。公民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越来越明显，虽然在具体个案中有隐有显、有多有少，但作为其价值内核的自由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等，却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网络平权时代的大环境有关系，和新诗人的知识结构、精神视野有关系，也和社会公众思想开化、启蒙与自我启蒙的程度有关系。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包含了关于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与愿景。李寒有一首《国情课》，其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可谓忧国忧民：“古树扎根于深山的岩石间， /灌浆的麦子长在田野里， /疲惫的母亲拥着孩子睡在土炕上—— /他们希求的，只不过是身下 /一小片安稳的土地。 /然而，城市等不及了，/钢筋、水泥、推土机等不及了。 /拆！拆！拆！！这恶鬼画出的符咒， /让世代繁衍的村庄，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 /从此后， /我们都成了无根的漂木，没有故乡的旅人。 ”“谁懂得我内心的这份沉哀—— /邪恶的时代，恬不知耻的人， /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在体内埋设了毒药。 /对于轰然而至的车轮和嗜血的履带， /智者的沉默，匹夫的愤怒， /都显得如此无足重轻。 ”它有着社会关怀、公共指向，也有内心的“沉哀”、悲悯，读来令人动容。朵渔《夜行》、唐不遇《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蓝蓝《 2010年10月 8日纪事》等作品同样兼具“关怀”与“诗性”，有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亦有对“诗意匮乏时代”的诗意发现，同样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诗歌的公共性作为对过度私人化、放逐价值诉求写作取向的反拨，作为密切诗歌与社会、与公共事务的关联，作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弘扬，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后当会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述新世纪诗歌的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特征，大概只是近年来诗歌发展的几个侧面，而并非其全部特征，本文之所以讨论这三个问题更多只是希望提供一个个人化的视角，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更多讨论。此外，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之间也是有内在关联的，本土性、现实性落实到个人层面则为身体性，落实到社会层面则为公共性，而身体性则是本土性和公共性的前提，保证了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公共性则是本土性和身体性的延伸，包含了对两者的尊重。它们之间有共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有时不分彼此，有时分工合作，有时则不无龃龉，它们共同推动着新世纪诗歌的开拓前行。总的来说，新世纪诗歌正走在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向上做着富有成效的探索，依然充满活力与创造性，依然值得人们的信任与期待。
注释：
[1]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J].文艺争鸣.2005（3）：52.
[2]吴思敬.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J].南方文坛.2006（5）：22.
[3]李荣.前言 ·让诗歌离生活更近一点.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 ·2012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2.
[4]李荣.与热爱有关（代编后记）.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 ·2013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295.
[5]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J].下半身.2000（1）：1-2.
[6] 于坚.诗言体[J].绿风.2000（5）：7.
[7]朵渔.没有差别的身体.意义把我们弄烦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姜涌.论公民意识的基本内容[C].何中华、林聚任主编.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0-47.
[9] 周发星.独立行走的自由——郑小琼访谈录[J].创作与评论.2012（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