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
王传秀
摘要：汉乐府与魏晋丈人乐府在叙事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汉乐府以片段化的呈现手法展示事件的某些片断、场景、细节，对所表现的事不做全面的叙述。魏晋文人乐府的叙事手法则不拘泥于具体事件的情节、细节刻画，而是以抽象、大轮廓的方式展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注重描写整个历史过程，场面宏大，气势充沛。
关键词：汉乐府；魏晋丈人乐府；呈现方式
汉乐府诗比较明显的叙事特征是事情的叙述具有片段性。张永鑫《汉乐府研究》论道：“（汉乐府）往往对所要表现的事件不作全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而是恰当地选择足以充分表现生活矛盾和斗争的一个侧面，加以突出地、集中地描绘”。这种片段式的呈现方式不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而是记录事件的某些片断、场景、细节，不构成前后连贯的情节。
汉乐府叙事诗除了《占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首有头有尾地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以外，其余大都采用了片段化的叙述方式。
片断化呈现方式聚焦于事件的单个环节，对其他部分采取相对简略的处理，不以复杂曲折的情节取胜，也并不强调事件前因后果的完整。事件的因果关系和诗人主旨则隐藏在场景中，留给人揣摩和想象，诗歌的内涵与乐趣也正在其中。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兄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兄。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此诗选取丈夫与妻子生活中的特定场景和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加以集中描述，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对于事件发生发展的广阔背景也未曾加以叙述。只是以跳跃性、片段化的叙述方式为脉络，促使人们联想整个事件的逻辑。《东门行》开头并没有交代主人公是谁，却已让他完成了由出到入的动作，并且丈夫在外做了何事、为何不顾归，这些都不得而知。直到后面才开始交代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是家庭的贫困，盎中无米，架上无衣，彼此的生活已艰辛到难以继续的地步，丈夫只能铤而走险，拔剑东门而去。这种以因果倒置来结构开头的方式，让读者初读时陷入疑惑与好奇，促使读者继续阅读。同时诗歌的焦点聚焦于细小的情节之上，对于后面出现的家庭困苦的现状起到了放大镜般的作用，使人们的心受到震撼。当丈夫决心“拔剑东门去”时，善良的妻子拉住他：“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沧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小兄。”最终丈夫不听劝阻，“咄！行！”，简短的话语之中，带有不可反驳的余地。诗歌不须其它赘述，我们已能想见当时百姓生活的艰难、社会矛盾的尖锐，妻子的隐忍与善良，丈夫的责任与眼泪，透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似乎都清晰可见。
叙事的片断化有其独特的感染力，内容简洁而内涵却极富意蕴。叙事诗片断的选择非常重要，叙事效果的实现需要先从片断选择入手，从而构建出叙事效果的空间。
汉乐府叙事善于选取有表现力的意象、场景、有特点的细节，让人和事在片断中得以呈现。如《艳歌行》反映的是游子流荡在他乡处境艰难、思乡怀远的情感，作者选取具有表现力的片段来服务主旨。诗歌以“堂前燕”比兴开头，燕子东去春来、冬藏夏见、年复一年，以此联想到自己多年的流浪生活。“堂前燕”隐晦地点明了诗歌主题，并为作品定下了忧伤思归的基调。之后又出现了“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的生活场景：兄弟遥想当年在家之时，破衣都由母亲或是妻子缝补，如今只得由他人帮忙，心中不由得惆怅万分，更使詩中的悲伤情感更加浓厚。诗歌前后的叙事没有费太多笔墨，只用了有表现力的意象和事件，就使情感浓厚、一气呵成。人们以为诗歌下半部分会顺着此基调而写，却不曾料想发生戏剧性的突转，“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诗句中“斜柯”、“眄”两个动词形象地点明夫婿对兄弟几人的怀疑。兄弟几人犹如戏剧中的小丑，可笑却更加可悲，嘲讽之外更多的是心酸与无奈，使流浪者深感“远行不如归”。诗人剪辑事件片断，通过“堂前燕”、“缝旧衣”、“夫婿斜视”这几个典型片断的叙事，呈现出思乡、艰辛的整体效果。
汉乐府十分注重场景呈现的叙事方式，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截取生活中某一片断场景，运用人物对话或独白，集中描述事件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发展过程，并不在意事件的完整性。@魏晋文人乐府中部分乐府歌诗继承了汉乐府的叙事方法，也以现实生活中的叙事片段入诗，只是其在采取场景片段的同时，注意隐含事件、人物等各种相关信息。由此使片段的事件在意义理解上得到相对的完整与连贯，减少因信息的破碎而导致的认知不足。如曹植《门有万里客》一诗主要描写与游子偶遇的片段场景，使用源自汉乐府的对话体叙事手法，渲染二者相见时的悲情投合，表现游子远离家乡、漂泊不定的苦楚与身不由己的无奈。虽然只描写了相遇时的场景，但对人物的生平遭遇、性格以及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一定的隐括。从这一生活横截面中，可以推测当时社会应该是动乱纷争，人民流离失所、屡遭迁徙。诗句“褰裳起从之，果得心所亲”二句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可推测出诗篇的作者曹植对万里客的来历十分在意，因为他有可能来自家乡，也或许与自己有相似的漂泊经历。可见，叙事的中心虽然在某一场景，但诗歌中所蕴含的各种行为细节、作者的情感态度等可以让读者在诗外还原事件及其发生背景，即使所叙述的事件不是完整的，但事件包含的内涵是完满的。
相较于片段化、场景化的呈现方式而言，魏晋文人乐府叙事手法更为显著的特点为不拘泥于具体事件情节、细节的刻画，而是以抽象、大轮廓的方式展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注重描写整个历史过程。叙事方式的新变，在诗歌具体创作中则表现为不限于一时一地一次的人物、事件的展现，而是将社会历史串联，场面宏大，气势充沛。广角式的叙事方式主要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建安乐府为主，曹操的被称为“汉末实录”的《薤露行》与《蒿里行》是典型的代表，例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歌诗的前部分以纵向的历史维度，描述了以袁绍为主的关东诸将在讨伐董卓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拙劣的事件。前部分主要串联了兴兵讨董卓、诸军貌合神离、自相残杀、袁术称帝等事件，诗句以大笔墨勾勒历史事件，绝少细致入微的描摹，不注重具体单一情节的刻画。诗歌后部分以横向的社会维度展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社会带来的伤痛，通过串联铠甲生虱、白骨露野、生灵稀少几个场景，将社会不同层面的毁坏糅合与同一诗篇中。相比于汉乐府单一性的场景片段，曹操以一代雄豪的视角，从历史与社会的双向维度将多个事件串联于一首诗之内，不再摹写某一具体特殊行动，而是重在概括跨度较大时期内的纷繁事件。叙事手法的此种转变，使其表现的内容层面更为丰满立体，充满力度，展现的视角更为广阔，读者从获取的信息更具有历史价值，作者所要表现的也更有社会意义，从而脱离片段场景的单薄。
魏晋之际虽然已经没有汉末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与农民战争，暂时出现歌舞升平的稳定，但是鼎力的三国之势依然战乱迭起，处于此时的傅玄也有大量描写社会动荡、历史沿革的乐府诗作。如其《长歌行》就有诗句“义门近横塘，兽口出通侯。抚剑安所趋，蠻方未顺流。蜀贼阻石城，吴寇冯龙舟。二军多壮士，闻贼如见仇”诗中所述事件的确见之于史书，魏明帝时期，诸葛亮帅军“屯渭南”，孙权驻扎巢湖口并向合肥新城进发，魏军两面迎敌。此诗疑为行军送别之作，描写镜头以横向的社会维度全方位展现环境背景，从蜀军的战斗场面到吴军的作战景况再到魏军的昂扬气概。虽然诗歌意在塑造魏军兵士重功名、轻生死的壮士形象，但呈现方式没有拘泥于对兵士容貌、表情、动作的细腻场景的雕琢，并未企图以单一、片段的场景刻画人物、揭示主题。而是通过吴蜀魏三处的场景切换，透露广阔的社会背景信息，以此衬托出魏军将士的英勇形象。
此时期乐府诗的呈现方式即使脱离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具体人物作为线索，其也不会致力于个体人物某时具体事件的刻画，而是全面概括人物某一段时间内的经常性行为，以人物整体连贯的人生经历串联不同场景。如曹丕的《陌上桑》：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笮。虎豹啤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茭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此诗写了士兵久役过程中的辛苦与怀乡之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极仿孟德，荒荒苍苍，其情苦悲。‘稍稍句佳，足知从军之久。诗中出现的不同场景，除了首句的离乡远征外，其余诸如披荆求陌、观兽啤动、登山蹈石、寝草荫松等事件情节，并不是某时的特殊行为，而是兵役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场景。这些事件在士兵日常生活中高频率出现，以致于模糊了时间的先后顺序，诗人也没有细致刻画这些零碎的片段，而是将这时间段内的经常性行为串联起来，连成整体的行为。也正是因为在这长时间里经常感受艰辛、孤单、乏味的生活，任由时光肆无忌惮地流淌，戍卒产生苦闷哀伤的情绪，由此加深诗歌的情感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