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第一七一窟后甬道右端壁壁画中的双人舞.-精彩 梵音律动...
郭倩倩
摘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绘有大量世俗人物形象，这为我们了解古龟兹地区服饰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本文从现存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资料入手，对壁画中世俗人物服饰进行分类比较，进一步了解古龟兹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
关键词：克孜尔石窟；壁画；服饰
古龟兹地区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古龟兹地区在联系、沟通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民族迁徙、宗教传播、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处石窟寺遗存，它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废止于公元9世纪末，以其独特的佛教石窟艺术风格记录了龟兹古国6个多世纪的社會、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为研究古龟兹地区历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融提高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在纷繁绚丽的克孜尔壁画长卷中，各种各样的世俗人物形象被生动的刻画出来，这些人物多彩的服饰也作为外在表现特征被真实地绘画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古龟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古代龟兹人民创作这些服饰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习俗、审美、风尚、观念、宗教信仰、各种文化心态附加其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因此，克孜尔壁画里的世俗人物服饰既是古代龟兹文化的产物，也是古代龟兹文化的载体。
克孜尔石窟现有236个洞窟，一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壁画中的世俗人物形象更是数以千计。他们被描绘在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和供养人像等不同题材内容中。不同的世俗人物形象，对应着不同的人物服饰，涉及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
为更好地进行图形学对比分析，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世俗人物形象分为4类：
（1）王侯将相（男性）：国王、王侯、武士等；
（2）妇女：王后、王侯夫人、公主等；
（3）普通百姓：商人、农民、仆人等；
（4）其他民族：叙利亚等。
壁画中的男性王侯贵族形象主要被描绘在供养人像中。龟兹男性王侯发式基本为剪发，并垂于颈部，如克孜尔8、104号窟供养人像。但国王不同，是用锦巾包扎头发、颈后飘着头巾，如新1窟。与《旧唐书·西戎传》中“龟兹国，即汉西域旧地也……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及《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一日丘兹……俗断发齐项，唯君不剪发。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日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的记载相一致。这些男性龟兹贵族的服饰主要为：上身着前开襟、窄袖的双翻领（或单翻领、圆领）及膝长袍。长袍领口、门襟、袖口和下摆处有较宽的带纹样的边饰。长袍上绘有各式的花纹。系带纹样的腰带，腰间悬坠匕首、巾一类的装饰物件。长裤塞于长靴内。其中国王和地位高的王侯贵族的服饰在以上介绍的基本款式上，还另有云肩及半臂宽袖口长衫，腰间配或手执长剑，其衣物上的纹饰也更为复杂、华丽。在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本生故事和“八王争分舍利图”题材中常绘有里武士形象，如14窟“智马本生”中的国王形象。他们上身穿着高领、前开襟的长袖窄口及膝铠甲或高领、前开襟的半臂宽袖及膝铠甲，下身长裤长靴。腰配宝剑或其他兵器，部分武士头部还戴有尖顶的盔甲帽。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女性形象经常伴随男性形象出现。这些女性人物基本为剪发，身份地位高的女性头上戴着或多或少的装饰物。这些女性人物服饰的基本款式是：上身为前开襟，窄袖的双翻领（或圆领）束腰短上衣。领口、门襟、袖口以及下摆处有较宽的带纹样边饰。下身穿着带花纹的及地长裙，手执飘带，如克孜尔石窟171、192窟供养人像。身份地位高的女性服饰更为繁复，例如克孜尔205窟王后供养人像，（如图1所示）头戴圆帽状的装饰物，上身穿着带有云肩的双翻领半臂宽袖束身短衫，下身穿纹样复杂的长裙，颈戴并手执珠状璎珞。整体服饰雍容华贵、典雅大方。
在克孜尔壁画中，除了国王、王后、贵族王侯这些世俗人物经常出现之外，很多平民的形象也被绘画出来，如商人、画师、农民等等。但他们形象主要出现在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中，并且以男性人物居多。克孜尔多个洞窟的券顶菱格故事画都有大量的商人形象，如第14窟的马璧龙王救客商本生、第17窟的萨缚燃臂引路本生等，这些人物服饰较为简单朴素。他们头戴尖顶帽，上身穿窄袖、前开襟的双翻领（或圆领）及膝长袖长袍，系腰带，下身长裤。整体衣物布料以素色为主，偶有简单纹样。克孜尔石窟第175窟左甬道内侧壁《五趣轮回图》中有一幅农耕场景的壁画，上面绘有农夫形象。他们头戴尖帽，上身裸露，下穿素色短裤，手握劳动工具，这种劳动工具与今天维吾尔族所用的坎土曼（铁锄）极为相似。
另外，在一些国王、王后及贵族供养人像旁还出现了一些仆人形象。他们手捧各式供养物，或站或跪，身穿典型龟兹装束：剪发，双翻领（或圆领）长袖窄口长袍，束腰带，下着长裤长靴。
A.格伦威德尔在《新疆石窟寺》一书中，写到在克孜尔石窟后山区画师窟（即第207窟）发现叙利亚画师的自画像，还留有题记。他们身着前开襟、窄袖的单翻领长袖及膝长袍，领口、门襟及下摆镶边处有奇特装饰图案。系腰带，腰带上挂着匕首，下身长裤扎于长靴内。头戴埃及样黑色假发。左手拿着一个小调色盘，右手执一长杆毛笔。这种形象与克孜尔石窟谷内区118窟内供养人服饰相同。克孜尔石窟内还有很多类似其他民族的世俗人物形象，由于缺乏相关的题记和古籍资料为证据，因此在此文中不再进行过多叙述。
由于克孜尔石窟内很少有直接纪年，古代文献资料匮乏，因此克孜尔石窟的分期问题没有准确结论。
现有的分期研究是根据龟兹佛教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参照碳十四测定数据，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
（1）初创期，公元3世纪末-4世纪中叶；
（2）发展期，公元4世纪中-5世纪末；
（3）繁盛期，公元6-7世纪；衰落期，公元8-9世纪末。
克孜尔石窟从初创期向繁盛期发展的过程中，世俗人物形象不断增多。从单纯的龟兹国王、王后等王侯贵族供养人像，不断发展，在繁盛期的洞窟壁画中，已经可以看到龟兹古国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形象甚至替换了佛经故事里的原有形象，例如处于克孜尔石窟繁盛期的洞窟券顶菱格本生故事中商人形象，都变成了龟兹商人形象，身穿典型的龟兹服饰，如马璧龙王救客商、龟王救客商等本生故事。随着佛教艺术走向繁盛，壁画中世俗人物的绘画位置和人物比例根据世俗人物的身份、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创时期，世俗人物形象很少，基本都以身份高贵国王、王侯作为供养人出现，人物较小且多跪姿，画于壁面底端或角落。从发展期走进繁盛期时，贵族女性形象开始伴随男性贵族供养人形象出现，这些供养人形象已由多跪姿转变为立式，且人物比例明显增大。供养人形象可绘于侧壁中下部，甚至整壁绘画。克孜尔石窟第8窟左右甬道两侧壁就整幅绘画了十六个王侯贵族供养人，德国人称该窟为“十六佩剑者窟”。其他地位较低世俗人物形象，则主要出现于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中，位于洞窟的顶部，人物比例较小。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佛教的传播，壁画中世俗人物的地位也在不断升高。这也反映了佛教对龟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印证着龟兹古国“塔庙千所，僧尼万余人”的佛教盛况。
世俗人物的服饰样式及图案也逐渐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王室成员。在克孜尔石窟早期壁画艺术中，王侯贵族供养人基本以长袖窄口长袍为主，衣物底边有简单纹饰。繁盛期时，王侯贵族中的国王、王后的长袍变成宽口且垂至肘部，甚至有些人物还带有云肩。而其他人物仍以长袖窄口长袍为主。
与此同时，克孜尔石窟初创期世俗人物的服饰以素色为主，衣物上的图案也只是简单几何图形的排列组合，衣物和配饰纹样单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衣物和配饰上出现了大量纹样，纹样图案亦变得复杂多样。在繁盛期，花状纹，联珠纹被大量使用，多种几何图形重组排列形成新的纹样。
最常见的就是用白色的圆点组成形成圆形、菱形、三角形等新的组合图形并大面积使用，使衣物整体显得更为高贵典雅。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身份高贵的国王、王后，其衣物纹样复杂程度令人吃惊。克孜尔第205窟王后供养人像就穿着一条绘有四种不同花色的六边形复杂图案的白底长裙，长裙下摆处有褐色边饰，边饰上亦绘有四种复杂图案。壁画中世俗人物的服饰样式及图案由简至繁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古龟兹地区手工业繁荣发展，更体现了龟兹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壁画里这些世俗人物服饰的风格和图案式样明显都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令人惊奇，克孜尔石窟所在的龟兹地区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龟兹和中原、伊朗、印度、突厥等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克孜尔石窟“智马本生”，故事中常出现的一身穿条纹铠甲骑在白马上的武士。其足部不成比例的细小，跨坐于马上，没有脚蹬。这种造型与伊朗萨珊文化遗存银盘中的武士形象极为相似，其条纹铠甲也为典型的伊朗式。这些世俗人物的项链、头冠、服饰图案中发现大量的联珠纹图案。联珠纹、联珠圈纹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纹样，现存的萨珊王朝青铜器、建筑、陶瓷等上面都可以看到以联珠纹作为装饰。这种纹样传到龟兹地区，成为皇室和贵族的喜爱的纹样，成为服饰中常见的纹样，最终也被如实地反映在了壁画上。
在壁画中世俗人物服饰中，腰带是龟兹贵族男子最为重要的装饰之一，主要是以环环相连的样式为主，有些人物的腰带上还垂系小巾、小刀作为饰物。
乌云在《龟兹服饰与粟特服饰之对比》一文中认为，这种形制的腰带与与《梦溪笔谈》中所述的“……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箭、粉悦、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鞘根，即今之带镑也。”中的蹀躞有相似之处。而蹀躞在古代突厥时期流行一时，影响范广阔，在阿勒泰等地区的突厥墓葬中大量发现。而地位较低的男子也束有腰带，样式较为简单，也无装饰物。
综上所述，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世俗人物的发式、服饰和装饰物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可以相信壁画中这些世俗人物的艺术创作灵感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而且这些人物形象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龟兹服饰最为直观、可信的资料。
从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发展来看，公元3-8世纪是古龟兹地区佛教发展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丝路贸易活跃，古龟兹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带动本地手工业技术水平高速发展，服饰的制作水平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很高水平。此时的服饰的制作不再拘泥于本地区传统服饰，而是在本地区传统服饰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多种外来文化的因素，形成独特的龟兹风格服饰，这种龟兹服饰的演变又被真实的刻画在壁画上。
因此，克孜爾石窟世俗人物服饰的演变是一部色彩斑斓的肖像史，生动地记录着龟兹古国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发展，记录着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繁盛给龟兹地区的历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