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日常叙事的现代性-2014年12月28日
肖爱云
摘 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由明清小说开创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民族救亡图存历史大叙事的背景中逐渐消隐，作家们努力于民族国家叙事的同时，张爱玲却凭着她对日常生活独特的叙事，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成就文名。也正是这独特的日常生活叙事，加之她独特的色彩语言、特殊的审美意象对日常生活细节及情感所做的细腻表现，展示出日常生活叙事理论所指之最本质的审美品质。
关键词：张爱玲；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13-01
1937年日军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从华北逼向长江南岸，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迫使其统治下的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后又迁往重庆，上海大部分文化机构也随之迁往内地。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使之与外界相隔绝，上海遂沦为孤岛。日军除了军事占领外，还在文化上实行管制，上海的文化几乎陷于停滞，仅存的几份文学杂志也以通俗文学为主要内容。1943年5月，张爱玲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她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香炉》，声名雀起，之后又连续在几份文学杂志《紫罗兰》、《天地》和《杂志》月刊上发表了作品《沉香屑第二香炉》、《金锁记》、《封锁》等。自此，张爱玲这颗文坛新星在上海孤岛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升起，着力表现一个独特生命群体的生存困境、社会审美诉求和她们坚韧的生命力量，并以她非凡而独特的叙事风格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屡经沉浮又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是一个现代性十足的作家。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 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 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她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战争与救亡成为文学最受关注的主题，而闲适文学与时代主调的悖离成为边缘化的文学形式，而张爱玲却在这个时代，尽情表现了世俗及世俗中的上海女人，抒写着她们在战争背景中从容地游走在人生的路上的不惊心、不动容，以及不因世事的改变而忽视世俗的快乐与安稳。这正是张爱玲思想现代性的突出表现。这种现代性促使张爱玲于日常的生活叙事中得到了一些新颖独特、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与她笔下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彰显出令人着迷的艺术生命力。她一切的开始都从日常而起，上海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胡琴咿咿哑哑地唱，三十年前的月光依然挂在天上，电车也在自己的轨道上漫不经心地走走停停，一切都似乎在无光无彩，无惊无险、无求无欲的日光中百无聊赖，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中上演着一幕幕悲与喜、苦与乐。人性淹没在世俗之中，人生消磨在世俗中，爱也罢、恨也罢，一切故事都在那不经意的日光中流淌着，苍凉，还是苍凉。《金锁记》中七巧就是在这惯常的岁月里一天天消磨掉对爱情的憧憬，对人生的想象，鲜活的生命在日常生活的逼仄中扭曲在黄金的枷锁里，枯竭了。她的世俗在于她生命中最本质的欲望冲动和最热切生活的希冀，正是这世俗的真让我们分别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七巧怎样一丝一丝地被消蚀了。《倾城之恋》的流苏是优雅的，与世俗不相融的，然而她的人生故事偏偏又让她一次次落入世俗的网，怎么逃也挣不脱它的束缚，于是她也只有放下固执的优雅，世俗起来，而正是流苏的世俗却更让读者明白现实的有力和理想的空疏。《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更是一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女人，而张爱玲偏偏通过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女人的世俗的眼睛，把所谓的文明世界和文明人内在的空虚、衰败呈现出来，而这些所谓的“文明”反衬出这世俗的真与美。时间和生命都是如此地真实，明明听得见钟表滴滴答答地走，车子在路上跑着，隔壁孩子的哭声悠悠扬扬，可心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卢卡契在《审美特性》前言中写道：“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张爱玲之所以是俗中之大雅，正是因为她的作品虽起是关涉俗世中的俗人与俗事，但在婉转的叙事过程中，她却思想却始终游离在这些世俗之外，保持难得的冷静、清醒，所以她才能清楚地看得见人世间的苍凉，那种透骨的冷与寒。
女人最易于陷入日常生活带来的颓败之中，张爱玲看得见那颓败中的凄凉，却又不止于此，她分明还窥见了男人的颓败，无论他表面上有多光彩照人，那颓败足以让他无处可逃。日常生活就是无数的铁笼子，谁也逃不出去。她看见了胡兰成的颓败，自己却逃不出去胡兰成说她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是家常的”，看来，也真只有胡兰成更懂她。被懂得是种多么让人迷恋的感觉，难怪她说“遇见你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而她笔下的冬振保、姜季泽哪一个不是颓败之人。
张爱玲的个人日常生活叙事总是与社会现实的历史大叙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是惊天动地的战争也可以演绎成两个人的爱恨情仇，说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她似乎就是想用这种个人的叙事消解历史的宏大，对她来说，历史并不重要，个人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然而，有谁能摆脱掉历史宏大叙事的左右呢？四十年代，中国战火纷飞，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作家们都投身到战争中去，四十年代初的孤岛，是文化的沙漠，日军占领下，上海的文化人四处流散，上海的出版、印刷、传播、影视机构均陷于停滞，仅存于租界的少数文化机构也旋生旋灭，上海丧失了中国文化传播的中心地位，日本人对文化的管制，给上海文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陷落，半个世纪经营起来的文化从此不再。而张爱玲却偏偏不是宏大的叙事，她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所营构的是上海人日常的生活和故事，与战争无关，与宏大叙事无关。她的叙事，完全游离于战争之外，自顾自地写着上海小人物的心情与故事，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形成强烈对比。这正是她的光彩之处。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日常生活似乎更多的是平淡、庸常，缺乏戏剧性、超越性，但张爱玲就是从这庸常中看到了无数惊心的悲剧，所以她的精彩与超越无与伦比。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文集（散文卷四）[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2页.
[2][匈]乔治·卢卡契，徐恒醇译.审美特性（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4]胡兰成.今生今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