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六岁上春晚说相声,三十年后终成真正喜剧人
马畅
讲述相声艺术历史的图书也算读过不少，却从未见到如此好玩儿的一本。不只因其涉及面广泛，上至张三禄，下至当今众多新相声，还谈到许多同类书籍少有涉足的相声创作及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讲述相声这门艺术的从业群体、传承关系、行业规矩、业内术语、代表作品等诸多话题时，全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保准能让那些哪怕是初识相声的爱好者在读过《相声史话》这本书之后，对相声有了更深的认识。
若干年前，曾经有人用“吃鸡蛋不必认识那只下蛋的鸡”来形容作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但对现代人来说，大家早已不满足于闷头吃鸡蛋，你看那影视作品的海量拍摄花絮、各类名人访谈，无一不表明人们太想了解那些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而对相声这种根植于民间的艺术形式来说，那些背后的故事更接地气，更能体现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以及创作者本人所处的境遇。生长于这些故事里的相声，不但是娱乐大众的作品，更是平民视角下历史的真实写照。从事相声艺术传播、创作及研究工作近四十年的高玉琮对这些故事有一肚子话说。正如本书后记中提到的，在从事曲艺类杂志编辑和记者期间，他奔走于全国各地，与众多相声界前辈演员接触交往，老先生们口中相声行的事被他记在心里，而通过这本书，我们有幸也能了解到这些故事。
比如相声《卖五器》中那件“木器”的故事，就是源自创作者钟子良的亲身经历。当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枪杀，他佩戴的一块名表也在事件中丢失，随后德国兵在北京城大举搜查那块名表。时任地方长官的钟子良在面对德国兵时，装傻充愣地拿出了一块又破又旧的闹表，致使德国兵恼羞成怒，用枪托把钟子良的胳膊砸伤。而钟子良也举起了他反击的武器—— 相声。他先是用一个现挂小段在台上讲了这件事，后来又将其扩充成了《卖五器》这个段子，一直传演至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张寿臣把轰动天津城的白宗魏坠楼案与早前发生的枪毙杜小山案嫁接在一起，创作出中篇作品《白宗魏坠楼》，至今也依然有人在演出。姜昆和李文华到照相馆拍照时，听摄影师讲“四人帮”横行时拍照必须先高唱革命歌曲，拍多少张就得唱多少首，以至于摄影师喉头发炎，于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轰动全国的《如此照相》。相声作家王鸣禄创作的探讨青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关系的相声《教训》，因为与现实联系太紧密，王鸣禄家中玻璃被打破，表演这个段子的演员高英培、范振钰也不得不接受便衣警察的暗中保护。类似这样“故事里的相声”书中还有许多。
相声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由于形式的自由，相声艺术的包容性极强。对相声艺人来说，相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形式简单，所以在哪儿都能表演。要说相声行里的这类故事，在《相声史话》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比如发源于北京的相声怎么就拓展到外地去了呢，一个关键契机是有相声演员得罪了清朝的王爷，导致相声在京城一度禁演。相声本来是“俗玩意儿”，之所以有了那些“雅段子”，是因为有些旗人子弟喜欢相声，创作了文化味儿十足的段子，后因家道中落被迫卖艺，“清门”子弟融入相声队伍。相聲艺人多了，怎样才能确定是“自己人”呢，他们靠“摆知”确定师徒关系，用春典交流业务，为的是保障行业利益。为了有个固定的演出场所，演员们一起找投资、建园子，有了园子还要推举“掌穴人”来保障分配的公平。相声演员管创作新段子叫“添产业”，可见他们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独有的作品，而是“一个锅里抡马勺”。
作为一名相声爱好者，我以前对相声行业的一些老规矩有些不解，觉得那纯粹是迂腐，可读了这些规矩背后的故事，才明白其中自有道理。相声这样一个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倒不是说登上“大雅之堂”就代表其成功了，而是历经近二百年传承，还能让今天的人们在纷繁的娱乐矩阵中，想要图一乐的时候，听上那么几段节目。这就是相声的作用和魅力。而《相声史话》这本书，就像相声这门艺术一样，无论是讲述“故事里的相声”还是“相声里的故事”，乍看上去轻松易懂，实则深广博大，读者可以根据这本书按图索骥找相声听，也可以以此为敲门砖更深入相声的世界，说不定还会有更多发现，意识到相声这门艺术简直别有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