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军
苏州评弹即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简称“评弹”，顾名思义，这是起源于苏州的两个地方曲种。如民国《吴县志》卷79《杂记二》所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绝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发源于吴中。”在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评弹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市场的环太湖流域，保持着一种相对平稳的文化自生态。直至19世纪中叶，评弹进入开埠后的上海，掀开了它全新的发展篇章。
由唐力行教授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又添新著——《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申浩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本文引文所注页码皆出于此书），该书在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着重系统考察了在近代发展鼎盛时期评弹与上海都市的历史因缘，从而为研究传统艺术与都市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向。
评弹是灵动的。评弹包含评话和弹词，艺人的演出需要借助于三弦、琵琶、折扇、醒木等。过往的评弹多演出于江南城乡的茶馆中，艺人们寒来暑往说唱着人间悲欢离合。评弹艺人出于生计，绝不能长期奏艺于固定的演出场所，须得不断变换书场，而轻便的道具则大大便利了艺人们的“背包囊、走官塘”。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艺人们演出的内容又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借由艺人们的往复流动，评弹客观上也建构并反映了以苏州城市为经济社会中心并辐射江南的文化整合过程，从而使江南社会在文化上形成为有共同联系和价值认同的实体。”（第70页）
19世纪中叶以后，灵动的评弹走进了上海。目力所及，上海有关评弹的最早记载是《王韬日记》中所载“酒罢，往陆氏宅听讲平话”。这里的平话，就是评话的前身。评弹进入上海，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海的开埠及租界的设立。由此，开启了近代江南经济社会中心的变迁，也成为晚清以来各种地方戏曲娱乐文化以上海为中心市场发展的共同历史前提。”（第87-88页）其次，伴随着上海开埠、租界设立、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辛亥革命等影响，大量江南移民涌入上海，“评弹这一诞生于传统江南经济社会中心苏州并以苏锡常一带的人口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吴地文化典范，因应了近代太平天国起义等各种因素造成的江南人口变迁，在上海获得了发展的受众市场基础。”（第108页）当然，十里洋场的上海随着时代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消费性娱乐文化市场的持续扩张等，促进了评弹面向受众群体的多元化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构成了评弹由苏州到上海发展的中心吸引力。（第108-126页）
评弹进入上海后，在众多方面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色，上海的评弹市场不断扩大，并由此成为评弹新的中心市场。据本书的考察，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嬗变，经历了这样一些历史过程：
首先是道、咸以来女弹词在海上的初兴。此时期，评弹的中心市场在苏州，上海只是一个边缘的码头。如《光裕公所改良章程》记载：“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这就从制度层面限制了早期女弹词在当时评弹的中心市场苏州地区的发展。因而，女弹词经历了由常熟到苏州、由苏州到上海、由华界到租界的空间位移。最终在上海的租界当中扎下根来，其社会环境有利于女弹词群体的生存，“上海俨然成为四方女弹词汇聚之中心”。（第154页）而“女弹词在上海的初兴，客观上成为近代评弹显著地由苏州发展到上海的先声。如同上海的发展是在打破传统的基础上，评弹的发展也是以一种悖逆的形象实现了它进入上海的第一步。虽然女弹词的早期发展最终走上了歧途，但借助于她们，评弹初步显现了其由苏州到上海发展的轨迹。”（第168页）
此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短时动荡冲击，加之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原先扎根于苏州地区市场的光裕公所男说书们逐渐频繁地往来于上海的演出市场，复制了其在苏州地区的垄断格局。据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的《光裕公所改良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岁底会书，司年派做，勿得违误，有事请人代做，不到者罚。不准赴申，以十二月二十日为限，过期罚，别处生意不妨，不准会书。”（第175页）苏州光裕公所能够为在上海的茶馆书场以及艺人赴申设定约束规范，显然表明了其行业组织在上海的影响力大增，男说书已经替代女弹词成为主体力量。这也正是继女弹词之后，近代评弹演出的中心市场逐渐由苏州发展到上海的进一步反映。
由此，清朝末年的上海书场出现了一段“畸形繁荣”的发展时期，以此为发展契机，对苏州光裕公所男说书的吸引力极大，越来越多的说书人集聚到上海谋生，形成了良性循环。在苏州之外，上海渐渐逾越了仅仅作为评弹传播码头之一的边缘角色，开始朝着作为评弹第二故乡——新的演出活动中心市场转变。这一时期，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上海城市消费需求，“书场正在经历着由茶馆书场向专业书场发展的过渡时期”。上海的书场中逐渐引进了现代照明设备，卫生环境得到改善。书场的听客也“由于上海租界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女性的公共出游、看戏听书活动比较频繁”。在书场的经营和运作上，上海也表现出与苏州不同的更加商业化的特点。（第180-181页）此外，在此阶段，润余社等其他评弹社团组织在上海成立，标志着评弹中“海道”的初显端倪，这是历史性的变化。所谓“海道”最初即指称润余社，以其在上海成立的原因。
而就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的兴起，改良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当然也会波及戏曲领域。“适应着上海的时代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评弹在传统和近代之间新陈代谢的纠葛中、在雅俗之间努力找寻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立足点。随着传统专制制度的日渐远去和民国的肇始，束缚在评弹之上的传统势力迅速割裂，而在上海近代都市化的新氛围中，新兴的近代市民社会日渐崛起，他们需要有满足自身需求的文化消费和生活，于是，两相结合，评弹开始走向了适应近代市民社会文化空间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并融入成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第216页）
民国以后，尤其是20 世纪20年代以后，评弹又在上海获得了更大的驱动力——即都市化，因而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在构成评弹中心市场的主要要素，如演出空间、艺人、书目、行业组织、听众等方面都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凸显了上海都市作为评弹中心市场的繁荣。 在此，本书着重从评弹演出空间的拓展、评弹艺人群体的壮大、评弹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弹词流派唱腔的大发展、评弹演出内容的更新、评弹受众的新变化等六个方面展开详细考察，为我们呈现出评弹适应上海都市环境和时代变迁时所发生变化的面面观。
当然，在详细考察评弹自身在近代上海的历史嬗变之外，本书也没有忽视评弹融入上海都市文化的诸多面相。据本书考察，这一时期，弹词流派纷呈，评话与弹词在上海都市中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由于评弹在上海的繁荣，评弹的受众越来越多，在上海出现了众多的弹词票友和票房。上海的小报大量关注着对评弹掌故、艺人演艺生活、艺人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报道，将评弹艺人塑造成都市明星。评弹借助于上海都市的商业广告，大打演出宣传牌；反过来，商人们也利用评弹广告宣传商业活动。评弹艺术在上海都市中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摩登”的面相，而与在江南腹地的演出活动有别。此外，生存在都市空间下的评弹艺人也不是封闭孤立的，他们在以传统方式维系着行业互助、实现着行业稳定之外，又加入了更多的参与社会公益和社会教化活动的时代内涵，扩大着评弹在都市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存在。
从理论方法的运用上讲，本书则借鉴了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提出了评弹“中心市场”的概念，以此为切入点，多角度考察了中心市场、评弹与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评弹中心市场（先后为苏州、上海）的存在贯串着评弹繁荣发展的整个进程。评弹中心市场的高度决定了评弹历史发展的高度和成就，评弹中心市场所处的区域层级越高，评弹所能够辐射和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总之，本书认为，苏州评弹的上海之路，是评弹中心市场发生转移的历程，并将评弹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一种新的海派风格逐渐形成。在都市文化的空间中，评弹以其灵动的本性迅速适应着上海城市的节奏和变化；同时，融入海派特色的评弹也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都市文化。而中心市场的存在与消失，则是评弹艺术发展值得深思的地方。本书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1949年以前评弹在上海的整体历史面貌，也具有一定的补白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