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杨一民 陆俊 范广鸣
陈连升
丁广泉是一位了不起的相声作家，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多年交往，据我所知，他一生中有两个好听的称谓，一个是“点儿丁”，另一个是“洋教头”。
“点儿丁”这个绰号是我的恩师曲艺理论家王决给他取的。是说他遇事肯动脑筋，总琢磨出一些新点子、新名堂、新路数，事业上不断开拓进取。举例说，20世纪八十年代末，相声界都在搞各种题材的对口相声。老丁不走寻常路，搞起了集束相声。所谓集束相声，就是围绕一个大主题的系列相声。这些相声可以集中起来一块儿演，也可以单独抽出一段来演。老丁为什么要搞集束相声呢？缘由是1987年《中国妇女》杂志开展了一场“什么是女性的理想和理想的女性”的大讨论。丁广泉受到了启发，马上动笔创作并主演了反映人们恋爱、婚姻、家庭的集束相声，起名《生活的浪花》。它集合多种艺术形式，将视听享受结合起来，形式上新颖，饶有情趣，使人们在笑声中悟出道理，倍受启迪。在《生活的浪花》中他尝试了男女相声的表演形式，观众认可，侯宝林也很肯定。侯先生说：“过去女子说相声总是一味地摹拟男人，看上去不雅，我很反对。现在丁广泉专门为女子写相声，表演起来舒展大方，我很赞成。”当少数人持有异议，认为《生活的浪花》里边的两段相声：《男人和女人》《贞洁烈女》表演成份太重，太小品化了的时候，侯先生不以为然。他说：“相声应该一个段子一个演法，怎么有利于表演主题，有利于刻画人物，就怎么来。”
1989年以后，丁广泉和洋弟子合作时间较长，为他们量活。为适应演出需要，丁广泉往往要量身定制相声。所谓量身定制，就是根据洋弟子的肤色、胖瘦、身高、爱好、掌握中文的程度来写相声。这类相声的最大特点就是要迁就不同国家外国人的特点，一般的人写不了。丁广泉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写起来得心应手，先后创作了几十段有特色的相声。值得一提的是丁广泉在与洋弟子的合作中还虚心向他们学习，将外国的幽默特点和风格也引到相声中来，增加了相声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例如他和大山共同创作的相声《错位》前半段讲中文，后半段讲英文，其中涉及世界通用的礼貌、礼节等内容，很有特色。
丁广泉勤于动脑，勤于思考，凭借着他的超前意识另辟蹊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有特色的相声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下面我着重说说丁广泉的另一个绰号“洋教头”，这是《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给他取的。原因是自1989年至今28年来，丁广泉已培养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洋弟子，其中加拿大的大山，法国的朱力安，南斯拉夫的卡尔罗，坦桑尼亚的阿玛尔、加米拉，德国的郝莲露，亚美尼亚的莲娜、玛丽娜，美国的莫大伟、郭安瑞等都在电视屏幕上频频露面，有的还不只一次参加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洋笑星了。最近这些年又涌现了日本的西田聪、美国的艾杰西、喀麦隆的捷盖、乌克兰的耶果等一批有实力的相声新秀。这些洋弟子在汉语口语表达上的惊人进步和他们在中国取得的荣誉无不渗透着丁广泉的心血。
有趣的称谓足以说明事业上的成功。丁广泉成功的奥妙在哪里呢？我觉得第一是他业务上的精通。侯宝林曾花费两年多时间为他授课，手把手地指导他排练节目，这使他得到了侯先生艺术的真传。第二是他从老师身上悟到了侯先生艺术的真谛，那就是艺术上要不断地创新。当年侯先生以唱为特色初闯舞台的时候也曾受到非议，而侯先生不为所动，坚持创新以立足发展，以改革者的形象载入史册。作为侯先生弟子的丁广泉深知在表演在思维上、在艺术造诣上赶不上老师，但老师闯出的创新之路是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要坚持走下去。事实上丁广泉的思路是对的，他尝到了艺术创新的甜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丁广泉有一种不怕吃苦、甘愿奉献的精神。教外国人说相声是吃苦受累的事，老丁形容为“爬坡”。既要教语言又要教相声技巧，丝毫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慢慢地摸索，一点一点来。《八扇屏》是一段传统的贯口活，里边提到了不少古代人物故事。丁广泉教大山说《八扇屏》时，一方面教他表演技巧，如运用好气口，掌握好迟、疾、顿、挫的节奏，贯口要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一气呵成等，另一方面，其中“小孩儿”一番还要给他讲解介绍黄香、孔融、周瑜、文彥博、司马光这些人物的故事，相当费事。费事归费事，可当日后大山在舞台上表演《八扇屏》获得成功的时候，丁广泉比谁都高兴，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大山的成功，就是他授课成果的直接体现。
丁广泉声名鹊起之后从艺者众多，在他家里、团里授艺已不可能。2007年左右，他应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邀请，每周在三所大学轮流上课，办起了快乐课堂，讲解汉语，教授汉文化，传授相声艺术。课堂上，中外学生在一起听讲，实践，体验，交流，师生欢乐地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从这个课堂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明星、专家、学者、中外文化使者。来听课的中外学生都称丁广泉是一位有亲和力、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编著的《我的汉语教学与国际推广》一书就是快乐课堂教授经验的总结。
我曾作为保师参加了丁广泉在海淀区向阳屯饭店举办的收徒仪式，亲身感受到他对徒弟们学业上严格要求，但他对他们生活上格外关怀，像爱护儿女一样爱护这些洋弟子。1992年，阿玛尔准备在中国举行定婚仪式。因她信奉伊斯兰教，与她同教的丁广泉为她联系了东四清真寺，并以家长身份出席仪式。捷盖是喀麦隆人，这个国家的婚俗是婚礼时必须有有威望的、尊贵的人在场见证，称为“教父”，否则婚姻无效。丁广泉在捷盖的婚礼上担任了教父。总之，严师和慈父这两种角色在丁广泉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在我的记忆中，丁广泉由于过度劳累曾三次生病住院。2007年，他罹患类似“非典”的军团菌症，整整昏迷了45天，医院不让家属见面，甚至7次报病危。但他一有好转便投入教学第一线。2014年，他患肺癌做了几次大手术，病情刚稳定一点就又去授课。《劳动午报》记者这样描述他：“他穿着T恤衫和短裤，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中，说起话来铿锵有力，爽朗笑声常挂嘴边，叫人很难想象他正在经受着病痛折磨，或许在传授相声技艺的舞台上，丁老先生能够忘掉一切，享受相声给他带来的快乐。”
2017年6月，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以至于生活很难自理才中断讲课。不幸的是，半年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我曾问过他，为什么教洋学生这么上心，这么投入，这么玩儿命？他对我说为了完成侯大师的心愿，让相声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曲艺理论家薛宝琨曾评价他：“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得意门生丁广泉不但以他扎实的功底、幽默的才情以及诸多传统相声的优秀名篇享誉业内，并且以他卓越的胆识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在改革开放伊始，当大批留学生来华，汉语几成世界诸多语种热点之际，甚不迟疑以其灼热的政治热情、深邃的敬业精神和勇敢的探索心理，承担起因‘外国人学相声而转换的‘中国文化使者的重任，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一干就是几十年。”薛先生说得没错，他就是担负重担的中国文化使者。他不断耕耘，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艺术，他把相声推向世界的努力功不可没。
丁广泉去世前嘱咐不搞告别仪式，将遗体无条件捐献给医学事业。此举超凡脱俗，境界之高实在令人感动。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丁广泉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