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第二个要素是时间。
先说人，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有一个假定——我是为谁服务？
1920年代，是美国社会创业的黄金时代，它最典型的一个变化就是城市化，1920 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跨过 51%，涌现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级。
今天的中国和 1920 年代的美国非常像，至少社会发育水平达到一个类似的阶段， 2015 年中国城市化率跨过了 56% 。美国当年那个新兴中产阶级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将会再现在中国。
城市化意味着啥？
它不仅意味着进城的人有了更丰富的生活，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光明的前景，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面对更为激烈的挑战。
一个人城市化之后，有什么结果？
第一，你的博弈环境变得极其的复杂，每天面对大量的陌生人，有的善意，有的恶意，所以你的焦虑心变得比较重；
第二，纸醉金迷的生活真的就在你眼前，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拼命地往上爬，欲望又被放大。
为什么说这几年是中国的创业黄金时代？
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因素之外，在中国的场景下，最重要的就是出现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
怎么伺候这帮新兴中产阶级呢？
将近一百年前，美国首富亨利·卢斯，这位牛人将这帮新兴中产阶级伺服得非常舒服。
从而他获得了在新闻界无人能及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等杂志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几乎完整的成功案例。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新兴中产阶级，以服务的心态提供给他们。
听着好像很简单吧？其实难比登天，为什么？因为要两面作战。
首先，原有的精英阶层很难理解你的服务姿态，他们有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如果按他们那一套玩，那你就会失去现在。
对于新兴中产阶级，如果你做媒体，为了获取阅读量，你给他看一张美女图片或是大胸图片，他会吃这一套，但是他调转身来，就会看不起你这一套，你就会失去未来。
为什么现在一些品牌现在拼命地打价格战，后来玩不下去？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可能会买，但是买完了，他仍然看不起你。
所以原来的打法，一个没有现在，一个没有未来，就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亨利·卢斯探索出来的道路。
那么美国的亨利·卢斯怎么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呢？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题材上固守高端，因为毕竟要引领这些人，但在表达方式上，要摆脱老古板的笔法。
而有一颗服务之心特别重要。
他用的方法很多了，最有效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语体上的变化。
举个例子，两个政客见面，本来直接报道就可以了。
但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不会，它会劈头来上一句：“锋利的舌头吐出了柔软的语言，于是善意自然呈现。”
再比如，如果哪个州搞政策辩论，它劈头会来上一句：“有人希望冷，有人希望热，有人希望这件事已经在水里煮了9天。”然后，再具体报道这件事。
但凡一个词，前面都要尽量加上形容词或者是副词。比如说形容人吧，那就是“万恶的希特勒”，或者“慈祥而坚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形容一个动作也是，“走”变成“阔步走”，“看”就会变成“盯着看”，“笑”就变成“得意地笑”。
这种修辞方法用上去之后，《时代周刊》的报道自然显得活色生香、喜闻乐见了。
第二点：如果想抓住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要打破原来的伦理规则底线。
原来的伦理规则底线是什么？
假设一个人从来没有涉足过古典音乐，可能只听过一些音乐方面的词，今天我给你介绍钢琴家肖邦。
咋介绍？
如果只坚守客观事实，我会告诉你：美国人，波兰人，混在法国，生卒年月，以及主要的作品，后世的钢琴家哪些人喜欢弹他的作品，一大堆专有名词。
你说我不懂古典音乐，我咋了解肖邦？听了这些信息跟没听是一样的。
如果我换一种方法告诉你：肖邦，小白脸，在法国混，主要靠一些贵妇人养活，但是他在艺术上其实就是今天的周杰伦，他充满了那种年轻的朝气，跟当时音乐界完全不一样，所以算是吹来了一股新风，很多粉丝跟他，这就是肖邦。
这样表达，你是不是马上就听懂了，而且你会对肖邦有兴趣，对吧？
可是你说我刚才这段描述精准吗？客观吗？公正吗？不，它充满了偏向，充满了我个人的理解。
但是又怎样？如果我通过这一段话让你燃起了对肖邦的兴趣，你自己去探索古典音乐的那个庞大的世界，我也是功德无量。
比如说于丹讲《论语》，很多专业人员出来挑剔，这个不对，那个有偏差，那又怎样？于丹一个人对于《论语》的贡献超过那些专业人员关起门来几十年的总和，很多普通人正是通过她，了解了这个精彩的世界。
现在时隔一百年，我们中国人进入了创业黄金时代，再一次面对一个叫“亨利·卢斯级”的机会。
面对涌现的大量新兴中产阶级，你搞懂了如何伺候他们了吗？你找到了创业机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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