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卿
李世瑜（1922-2010）是我国著名的宝卷研究专家、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津方言研究专家。1948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并取得终身路斯学者称号。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李世瑜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大家族，成员近百，其中有一部分人信奉民间宗教。李世瑜从小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民间宗教信仰对信徒思想的束缚。其父李彩轩曾留学东洋，认为民间宗教属于封建迷信，应该予以取缔。但是，李彩轩主张在取缔之前必须对其有充分了解，调查清楚民众痴迷于此的原因，这成为李世瑜进行民间宗教研究的初衷。
一.研究方法的形成
受到父亲的启发，李世瑜从中学时期便开始搜集与民间宗教有关的信息，进入大学时已经掌握了丰富的民间宗教史料。为获取第一手、活的资料，从1940年开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陆续加入了多个民间宗教教派和社团，参加教派集会，亲历各种仪式。在这些活动中，他熟悉了道友间的往来方式和语言习惯，整理出大量的民间宗教秘籍和笔记。这些资料成为他开展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
1941年，李世瑜就读于辅仁大学，主攻社会学，毕业后进入人类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在辅仁期间，他得到很多名师的教导，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赵卫邦教授和比利时籍的贺登崧教授。李世瑜大学前三年都在寻找能够带他研究民间宗教的老师，直到大四才遇见赵卫邦教授，带领他走上了民间宗教研究之路。在赵卫邦的指导下，李世瑜完成了学士学位论文《秘密教门之研究—附一贯道实况调查》，并因此而被保送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贺登崧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李世瑜平日在贺教授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室”学习和工作，又利用两个暑期跟随贺教授徒步几千里，在两百多个村庄、两个县城和张家口市进行田野调查。通过这两次严格训练，李世瑜学到了贺教授几乎全部的研究方法，这对他之后的一整套研究方法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1948年，在贺教授指导下，李世瑜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秘密宗教研究》。毕业后，他作为助教留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取消，李世瑜不得已回到天津改行从事历史学教学和研究。但是，他从未荒废所学，一直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治史，并将运用这种方法做研究的学问称作“社会历史学”。“社会历史学”指的是“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或田野工作方法从社会的各个方面采用各种手段取得资料，不仅仅依靠既有文献进行研究，目的是解决历史课题，或是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参考的一门学科”。[2]5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了李世瑜整个的研究道路，也体现在他的各项研究尤其是宝卷研究成果中。
二.李世瑜的宝卷研究成果
从李世瑜的总体研究状况来看，宝卷研究只是他民间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大多数人都认为李世瑜是在硕士毕业后才接触到第一部宝卷《家谱宝卷》的，其实，他接触宝卷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只不过当时宝卷混杂在其他史料中，还未引起他的充分注意，他的硕士论文下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注：李世瑜硕士论文全称为《中国秘密宗教研究》，该论文内容除绪论一章以外分上下两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为论文下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在1948年年底出版，我所看到的是该书于1990年经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版本，书名为《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可以证明这一点[1]21。《家谱宝卷》在民间宗教史上的特殊价值，以及这部宝卷原收藏在一个教派教首家中的特殊状况，引起了李世瑜强烈的研究兴趣，他为之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1951年，政府取缔会道门，李世瑜以往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无法开展，这也是他将研究重点转入宝卷的一个重要原因[3]560-561。
李世瑜性格外向，又有入教经历，熟悉教派的仪轨和习俗，和教友有共同语言，时常跟他们打交道，这为他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便利。1948年，李世瑜在混元门教首李抱一处得到了一部《家谱宝卷》，这部宝卷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对该宝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注释和研究，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但是该文没有正式发表。从此以后，李世瑜开始专门搜集宝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共收得明、清宝卷四百余种，其中早期宝卷近百种。李世瑜搜集宝卷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以郑振铎和傅惜华两位藏书家为例，他们收藏的宝卷多是从书肆购买或是和别的藏书家交换得到的，李世瑜则是将宝卷的搜集和田野调查结合，他收藏的宝卷大部分是从教友处和佛堂里发现的。例如，在《我在北辰区发现弘阳教明清刊本宝卷的经过》一文中讲到，1956年秋，他在天津北辰区调查民间宗教弘阳教和天地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十分古老的弘阳教佛堂—普荫堂，佛堂里有明清宝卷32部。《我的治学道路》一文中也提到，1995年他在山东宁津县的一个农村的佛堂里发现了传说中失传已久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2]36。
不仅搜集宝卷的方式与别人不同，李世瑜宝卷研究的切入角度也有自己的个性。郑振铎和傅惜华是从俗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宝卷的，李世瑜则偏重于从民间宗教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这与他们做研究所依据的宝卷所属时期和性质的差异也有关系。由此导致了李世瑜与郑振铎和傅惜华两位学者在观点上的分歧。1957年，李世瑜将其不同观点写入《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1961年，李世瑜的著作《宝卷综录》问世。该书收录国内公私收藏宝卷653种，版本总数达1487种。与之前出版的宝卷目录著作比较，例如傅惜华于1951年出版的《宝卷总录》收录宝卷246种，胡士莹于1957年出版的《弹词宝卷书目》收录宝卷277种，《宝卷综录》中新出现的宝卷对当时的宝卷研究领域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该书“序例”中，李世瑜详细论述了宝卷起源，宝卷在空间上的流传轨迹，宝卷的流变；简要介绍了自清道光以来出版的宝卷论著，各地印制宝卷的善书坊等信息。这是一部从不同角度对宝卷进行全面介绍的书籍，揭示了宝卷研究的丰富多元的特点，为之后的研究者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的诸多可能。因此，《宝卷综录》在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里成为宝卷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此外，他还时常和俄国、日本、美国等地的秘密宗教研究学者进行探讨和切磋，联名发表论著，1992年和欧大年合作发表的《最早的中国秘密宗教的经卷—宝卷》是其中一个显例。
李世瑜认为，清同治、光绪是一个界限，在这之后的宝卷明显与早期宝卷不同，成为一种变体，称作后期宝卷。后期宝卷的功能和性质已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布道转变为一种民间说唱技艺，称为“宣卷”[8]197。由于早期宝卷和民间宗教联系紧密，李世瑜更侧重于早期宝卷的研究，但也并不忽略后期宝卷的价值。对于后期宝卷，李世瑜是从曲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这与郑振铎、傅惜华诸位学者从俗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存在着不少差别。以郑振铎为代表的多位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宣卷脚本—宝卷，研究重点在于宝卷的文学价值，主要从宝卷的故事梗概、版本对宝卷进行揭示。李世瑜从曲艺角度来研究后期宝卷，是对宣卷这种艺术形式的整体研究，作为宣卷脚本的宝卷只是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分析其选择这一研究角度的原因，当与李世瑜出生并生长在天津这片土地上有着很大关系。工作和治学之余，李世瑜非常喜爱观赏曲艺表演，并时常进行曲艺创作。
三.总结传统宣卷的不足，并提出改良建议
1959年，李世瑜发表《江浙诸省的宝卷》，在他的论著中，像这样论及后期宝卷的，可说并不多见。文章介绍了宝卷的起源、作用、分类、仪式、宣卷对象、宣卷派系、印制宝卷的书肆和收藏宝卷的藏书家等信息，还原了江浙地区盛极一时的宣卷景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宣卷走入没落的几方面因素：宣卷者和听宣者都是受到迷信思想束缚的人，宣卷形式和内容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故事千篇一律；音乐性不强；宣卷耗时较长；印制宝卷的善书局不断消失。李世瑜认为，宝卷是一门保存相当完整的民间文化艺术，有极深厚的群众基础，任由其消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必要对传统宣卷进行适当的改良。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1.整理具有生命力的传统脚本和创作新脚本
为保证更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下去，李世瑜认为宣卷人应及时整理其他剧种和曲种里罕见的传统宝卷如《花甲宝卷》《土地宝卷》《乌金记宝卷》等一些比较有生命力的传统脚本。李世瑜提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更多反映时事的新宝卷，以歌颂现代生活。
2.改良宣卷曲调
李世瑜认为宣卷音乐不考究，但仍有可取之处。经他的调查得知，江浙一带的宣卷分不同派系，不同派系的宣卷曲调存在差异。有些派系的宣卷带有宗教气息，唱腔简单，伴奏乐器只有打击乐器；有些派系唱腔较好，由丝弦乐器伴奏。李世瑜建议保留其中较好的唱腔，再对唱腔有所创新，或移植其他曲调来丰富宣卷曲调。
3.改革宣卷的表演形式
李世瑜认为，宣卷中的宗教仪式迷信色彩较重，应予以消除。针对宣卷时间过久的问题，李世瑜参考“西河大鼓”和“京东大鼓”等曲种，提议将较长的宝卷分回分段连本演出，发展为“蔓子活”，“小卷”可作为“零段”演出。这样不仅为宣卷人提供了更多的技能展示时间，还成功地使他们从照本宣科的呆板境况中解脱了出来。
为保护宝卷和宣卷这门珍贵的民间艺术，李世瑜作了很大的努力。以宣卷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他对于宣卷改良的设想和现实情形基本吻合。例如，2006年7月，车锡伦在苏州市同里古镇对当地的宝卷和宣卷情况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的宣卷和苏州其他地区一样，完成了从传统的“木鱼宣卷”向“丝弦宣卷”的发展演变。该地区有些宣卷派系不落窠臼，勇于借鉴和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苏滩、锡剧、越剧、沪剧等曲种的曲调，并开始采用二胡、三弦、扬琴、竹笛等可演奏出丰富旋律的丝竹乐器[10]55-56，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宣卷曲调，使之更加优美动听。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演出需要，绍兴安昌大和班的宣卷摒弃了“度关、破血湖、文殿”等繁琐的传统仪式，使宣卷逐步完成了从民间宗教仪式到民间曲艺和民俗文艺形式的过渡[9]112。但是，众所周知，宝卷最初以民间宗教经卷的面目出现，宣卷与早期的民间宗教、后期的民俗活动息息相关，所以宝卷和宣卷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属性，其价值不言而喻。如果为了保证宝卷和宣卷的有序传承和广泛传播，对之进行适当改良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可是，如果仅仅考虑适应时代和符合观众欣赏要求，对宝卷和宣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那么，面目全非的宝卷和宣卷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个性和价值呢？
李世瑜在民间宗教和宝卷研究上的成就，使他的研究理想远远超越了儿时的初衷。李世瑜的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或放弃所热爱的研究工作。正是因为有一批像李世瑜这样的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民间宗教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重要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宝卷作为民间宗教的经卷，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李世瑜的宝卷研究是比较全面的，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宝卷，他分别从民间宗教和曲艺两个角度切入，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他对于后期宝卷的研究较少，《江浙诸省的宝卷》发表后，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另外，他的研究只注意到我国南方城市的宣卷，没有涉及西北地区的念卷。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世瑜的好友倪鍾之曾提醒他酒泉还有念卷活动，但是他没能前往调查，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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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丝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保护—基于无锡宣卷的调查与思考[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73-75.
